生命權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人權，這一權利存在於國家產生之前，是一種超越國家和憲法的權利，也是人類存在的價值所在。
對親人來說，無論他的社會地位如何卑微，哪怕一個罪犯，他也是唯一的。生命權無高低貴賤之分，販夫走卒和社會賢達一樣。
尊重他人的生命不僅是法律的底線，也是人性的底線，更是整個社會的底線。
50年前的文革之所以造成那樣一種“內亂”，就是因為它徹底突破和毀壞了這一底線：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背後，包藏著漠視生命、崇尚暴力的極端殘忍、血腥和矇昧。
人類的一切正常的社會活動，究其根本，就是為了提高生活和生命的質量，而不是相反。因此，善待生命、敬畏生命，理應成為一個國家公共文化心理的首要原則。
敬畏生命，在傳統中國不僅是首要的道德準則，也是一種生存意識。敬畏生命既是人存在的狀態，也是人類對世界的一種理解，
因為有“敬”才會有所為，而有“畏”才會有所不為。
敬畏生命，雖然不是人的全部美德，但卻是一切美德的基礎。不知敬畏與尊重生命的人，就無法理解正義和誠實的重要，也無法從自己生命中體會到人性的神聖感。
這種神聖感，會讓一個人產生不願褻瀆自己生命的意識，它能成為人們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力量。有了這種敬畏生命的意識，社會上的各種造假、製毒、殺人等傷害生命的事件，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反之亦然，不僅會讓人們漠視他人的苦難，也會讓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被害的“下一個”。對一個社會來說，還有什麼比這種情況更危險、更讓人恐怖的？
因此，要改革我們的社會，就須從對生命的尊重入手，這是社會價值觀培養的基點。
它不僅事關每個個體，也是設定一切法律、制度改革的最高原則。這其中，執法者對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對社會最具示範效應。
當執法者真正認知到生命平等、生命可貴、生命不可贖買、更不可隨意剝奪時，才能逐漸改變民眾對生命的冷漠狀態。
教育家陶行知早就說過：“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他的話，真沒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