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古城
太谷人經商最早可追溯至五代時期的後唐。民國19年版《太谷縣志》中記載：唐代，太谷“賈循恆業，善逐奇贏”。後唐時“縣民李嗣昭妻楊氏善蓄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善賈、行販，間接反映了五代時太谷商業發展的水平。宋代重歸統一後，中國經濟出現了又一個繁榮時期。以汴京為中心的中原文明，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達到了極高水平。太谷地處中原核心區域，經濟也有了很大發展。上莊村王氏家譜記載：宋末，王氏祖先從山西聞喜遷居太谷上莊村，便歷代經商。南宋時期，太谷所在的北方地區成為金的國土，商業發展停滯。
元代，太谷經濟得到長足發展，義大利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所著的《馬可·波羅遊記》記載：“離開了大因府（今太原），向西走七日，那裡有許多城市和要塞，製造業和商業十分發達。是一個美麗的區域，這裡的商人從全國各地獲得了巨大的利潤。穿過這個區域後，到達了一個很重要的大城市，名叫平陽府。”書中所描繪的美麗區域就是指從太原到臨汾所經過的包括太谷縣在內的晉中盆地，由此也說明元代，至少是1275年—1292年時期，太谷縣經濟繁榮和商業發達。
元末大亂之後，太谷經濟遭到破壞。入明後，明初統治者採取休養生息的寬鬆政策，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發展。太谷經濟開始逐漸復甦，邑人經商活動相當普遍。《娛樂醒心編》中記錄有：景泰初年，太谷人房氏，往北京販運煤炭10大船，值銀2。8萬兩，由於煤炭運去時，正值蒙古也先部圍困京師撤離不久，煤炭奇缺，十分搶手，最後房氏淨獲利10萬餘兩白銀，利潤超過成本的兩倍多。太谷湧現出城內白家、孫家、孟家及陽邑村杜家等富商大賈，太谷縣初步形成山西商業繁盛之區。
明嘉靖、隆慶年間，太谷多次遭受蒙古俺達汗侵擾，社會動盪，商業發展受到影響。太谷商業貿易多以大江南北為主。隆慶五年（1571），明王朝封俺達為“順義王”， 漢民和蒙民可以定期在邊關貿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封貢通市”。 太谷商人捷足先登，抓住機遇，紛紛赴北部邊境貿易，開拓邊境市場。這一時期，地方和民間都留有大量太谷商業和商業大家族的資料。如：明嘉靖年間，御用聖藥“龜齡集”秘方傳至太谷並逐步開始批次生產，太谷藥材業興起。明萬曆年間，範村人氏範朝尹南北販運棉花獲取豐厚利潤，成為範村古鎮的大財主。陽邑淨信寺《新建膳亭樂亭並磚天王殿牆記》碑記載：“禮等慨然曰：‘村中不必重，保安州本鎮人亦百十餘，募數十金何如？’”也就是說，在明天啟年間，僅陽邑一個村，在保安州做生意的村民就有百餘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太谷縣行商的規模。
明末清初，溝子村貟家在漢口做茶葉生意，並在北京開設志一堂鏢局（也稱隆盛鏢局）；北洸村曹三喜闖關東，落腳在東北朝陽地區一個叫“三座塔”的地廣人稀之地，種菜、養豬、磨豆腐，進而開設“公義店”燒鍋作坊，僱工做豆腐、釀酒，開設“三隆號”店鋪，售自產的豆腐、燒酒，兼營雜貨。後又開設三隆糧店、三太號錢鋪、三隆永雜貨鋪等多家字號。闖關東的曹家，其商業活動直接帶動促進了當地經濟、人口的發展，不久朝廷在此設立了朝陽縣。故在當地有“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之說。地方史料也一改明《永樂大典》中的《太原府志》中，對太谷的記載只有：“太谷縣土瘠民貧，俗尚勤儉，慕學力田，淳厚不奢。地皆東南山麓，其勢高平，土宜水澇，田宜粟豆。”。沒有經商的點滴記載，而變為明萬曆二十四（1596）年的《太谷縣志·風俗》篇的記載：“太谷夙稱勤儉，崇經術，尚節義，誠為美俗。今觀士敦行誼，農力於野，商賈勤貿易。無問城市、鄉村，無不織紡之家。可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其勤不減古昔矣！第邇來奢侈相競，靡麗相雄，富於財者，遍衣文綺，即胥徒輿卑之流，莫不華其躬以擬於膏梁。婚娶而索財禮動至百金；貧者亦不下二十金；不則愆期而不得親迎。風俗至此不稱凋敝乎！”雖然還沒有達到晉南、晉東南“平陽、澤潞富商大賈甲天下”的水平，但是，也與永樂年間，志書無隻字記載太谷商業的情景大不相同了。太谷商幫已經開始崛起，加入了晉商的行列。
太谷人之所以背井離鄉，外出做生意，起因主要有三：一是 “陽邑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裡，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於此。”（乾隆六十年《太谷縣志》）。《永樂大典》亦稱：“太谷縣土瘠民貧，俗尚勤儉，慕學力田，淳厚不奢”。可見，邑人經商乃生活所迫；二是明初統治者採取休養生息的寬鬆政策，促進經濟社會恢復發展。明宣德至嘉靖百餘年間，明王朝陸續在北部邊地開設宣府、萬泉、張家口堡、山西水泉堡、大同、遼東等茶馬市場，允許漢民販運內地生產的綢緞、布匹、糧棉、鹽、茶、鐵器等至北疆地區，與蒙古民族進行商品交易，換回蒙族地區盛產的馬、騾、牛、羊等牲畜及毛皮等畜產品，這為太谷人北上經商提供了市場條件；三是太谷商人以“極臨邊地、交通通衢”之便，憑藉“淳厚不奢、講信耐勞”之德，闖關東、走西口，集腋成裘，在他鄉異地立腳並迅速擴充套件生意。同時，先行者的成功，帶動了更多人加入到經商行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