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湘雲是“近中近”？
第二十一回，寫寶玉到黛玉房中，湘雲洗過臉後，他便就著湘雲的殘水洗了兩把。周汝昌校本在此下加了一個注：“重筆寫寶玉、湘雲關係，非閒筆墨也。前批曾言寶釵是遠中近，黛玉是近中遠，今湘雲是近中近也。”這裡所說的前批，實際是後批，就在此回書中，寫寶釵與襲人談話，寶玉回來，寶釵便走了，庚辰本在此下有一大段脂批：“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近。何也？寶玉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豈於寶釵前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寶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瀆，故不敢狎犯也。寶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及於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寶玉之形景，已泥於閨閣，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離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顰兒於寶玉實近之至矣，卻遠之至也，不然後文如何反較勝角口諸事皆出於顰哉……釵與玉是遠中近，顰與玉是近中遠，是要緊兩大（？），不可粗心看過。”
應該說脂硯這一段批語確有見地，但是他沒有說湘雲是“近中近”，這是 周先生自己的見解，周先生深信書的後半部是湘雲與寶玉結為夫婦，故而特意強調湘雲與寶玉的親密關係。從書中描寫來看，雪芹也確實是把湘雲與黛玉對照來寫，強調她們共同的與寶玉的親密關係，而且都是從頭髮上做文章。在這個第二十回，作者是這樣寫，寶玉“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吧。’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以下又詳細描寫了梳辮子的過程。
我們再看黛玉。第八回，寶玉黛玉在薛姨媽家要告辭回去，“小丫頭忙捧過那一件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氈斗笠一抖，才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過別人帶過的？讓我自己帶吧。’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瞧瞧吧。’寶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
林黛玉與賈寶玉同止同息，她經常為賈寶玉整理衣冠當是情理中事，可是在這一回書中作者仍然沒有介紹史湘雲與賈寶玉到底是什麼關係，她是否在賈府長期住過，我們只是從梳頭這個細節當中方才知道史湘雲過去是常為賈寶玉梳頭的。在《紅樓》諸芳中，與賈寶玉有這種親密接觸的只有兩人，就是林黛玉與史湘雲，依林黛玉的小性兒、妒忌，她首先妒忌的應該是史湘雲，而不是薛寶釵。可是林黛玉對於史湘雲並不妒忌，賈寶玉就當著她的面央告史湘云為自己梳頭，史湘雲也當著她的面為賈寶玉梳頭，林黛玉竟然沒有絲毫反感。這說明在林黛玉的心中史湘雲尚構不成對於寶黛關係的威脅。
從史湘雲這個人來看，在情感上她和薛寶釵更近一些，她一出場就對林黛玉說：“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原不如你，她怎麼不及你呢？”由這裡便已見端倪。在後面的描寫中，她也因勸賈寶玉多和那些為官做宦的人多講談講談，遭到賈寶玉的當面搶白，說明在思想上她也和賈寶玉有相當距離。
基於此，我們便可以對脂硯齋和周先生的說法做一個兩面性的分析。首先，從思想基調上說，史湘雲難以和林黛玉比肩。比如對待賈寶玉“愛紅”的毛病，就在這一回，當賈寶玉拿起鏡臺上的胭脂欲吃時，史湘雲“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她是從內心裡看不上賈寶玉的這個“毛病兒”。可是林黛玉就不一樣，在第十九回，當林黛玉看到賈寶玉臉上的胭脂，“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吹到舅舅耳躲，又有大家不乾淨惹氣。”由這裡看，林黛玉對於賈寶玉的“毛病兒”並不討厭，只是嫌他“帶出幌子來”，讓賈政看見，“大家不乾淨惹氣”。這個“大家”自然包括賈母和王夫人，但實際的主體應是林黛玉，她只是怕賈政知道制裁賈寶玉，而使她“不乾淨惹氣”，她只是替賈寶玉擔心而已。她與賈寶玉的口角等項，都是為求近而反疏，而每一次口角的結果都是使他們更加接近，從這裡看，脂硯齋說林黛玉與賈寶玉是“近中遠”，實是皮相之談，他沒有看到兩人的思想基調相近這個基本的事實。因此也可以說，史湘雲與賈寶玉並不是什麼“近中近”，反而應該是“近中遠”。
這是從思想基調上說，如果從藝術處理的手法來說，則說林黛玉與賈寶玉是“近中遠”，薛寶釵與賈寶玉是“遠中近”，史湘雲與賈寶玉是“近中近”，則有一定道理。因為把遠的變近，把近的變遠，把可能的變成不可能的，把不可能的變成可能的，這是一般小說作家和戲劇作家乃至近時之影視劇作家處理人物關係的慣常手法，曹雪芹也是用這一手法來處理寶、黛、釵、湘之間的關係。中國的小說戲劇，大抵以“讓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為歸趨，所謂“大團圓”的結局，曹雪芹寫《紅樓夢》則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以“讓天下有情的都不成眷屬”為準的，以凸顯那一種巨大的悲劇意識。藝術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奇妙，讓人難以用一兩句話概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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