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孝明正光以前，北魏進入相對穩定時期，丁憂態勢逐漸明朗。統治者以身作則，孝文帝薨後宣武帝遵漢制行諒闇，孝明帝更是力行丁憂，神龜元年詔曰：“頃年以來，戎車頻動，服制未終，奪哀從役。罔極之痛弗申，鞠育之恩靡報，非所謂敦崇至道者也。
自今雖金革之事，皆不得請起居喪。”自宣武景明初至孝明正光末，考察明確丁憂如禮者39人，約佔六成，奪情者19人，佔三成，在喪毀卒者3人，丁憂禫制多得落實（部分職官遭有父喪和母喪，對於出現不同起復情況和服喪朝代的職官作兩人數統計）。此期居喪遵禮的階層主體依然是漢族士人，以州郡著姓官僚為主要代表，如太原王氏族人王馥，河東裴氏族人裴良，博陵崔氏族人崔敬邕、崔遊，隴西李氏族人李柬，趙郡李氏族人李秀林、李暾、李元忠，恆農楊氏族人楊津，東清河崔氏崔光之子崔勵、之侄崔鴻，清河房氏族人房亮，范陽盧氏盧玄族孫盧同、盧義禧，渤海刁氏族人刁整等，除少數禫制不詳，其餘均得服闕。拓跋皇室成員除元遙、元昭、元順等因戰事在即無法解任或不久復除官職外，元澄、元朗、元彝等皆得終喪，元子直更是在喪絕食泣血，長悲而亡。
代人穆紹為母送終老而忤旨免官，拓跋貴族出現這種孝大於忠的行為，這與孝文時期多無禫終而起復形成對比，可見孝文以後，北魏拓跋成員開始更多以丁憂盡孝為個人標榜，以仁孝為核心的儒家儀禮滲入北魏貴族階層，而且發展到後來東魏北齊、西魏北周時期，以祭祀牲畜、燒葬遺物、歌舞相送等表現形式的鮮卑舊俗已鮮見於冊，拓跋貴族愈來愈趨向於中原文化的傳統儀禮標準，儼然已具漢族士人的氣質與品行。
孝明末發生的六鎮之亂是北朝社會發展的轉折點，這場戰亂破壞了孝文宣武以來長久奠定下的社會結構及人文風俗，六鎮叛亂的鮮卑舊勢力也無法容納中原貴族，在這種戰亂頻仍和內部排擠下，丁憂守喪情況表現得不盡如人意。這一時期無論是王室成員還是漢人士族，官員丁憂者幾乎都禫制無終而奪情起復，如肅宗末甄楷丁憂在鄉徵召而起，裴衍起復出征荊州伐蕭梁曹敬宗，辛珍之在喪未幾而詔汝北太守，徐紇因受元懌眷顧於靈太后當政而詔起，城軌則起復本官職。對於奪情而辭不就職者有之，然並不普遍只屬個例。恩幸王睿之侄王靜“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並直到禫終後方起復。
這一時期也少有丁憂者在居喪期間如何極盡哀痛的記述，一向注重錄入恪盡孝行的墓誌材料也是依約鮮見，僅有《元宥墓誌》“以孝昌四年正月丁重憂，遂寢伏苫土。”《元愨墓誌》“以母憂去職。孝性拯拯，幾於毀滅。”等記載。北魏末政權更迭，更是無暇顧及喪孝禮制，丁憂官員甚少，自孝莊帝至孝武帝四朝六載統治期間丁憂去職者僅七人，且多奪情或不久起復。考察得以禫終者唯見高恭之（高道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