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天險對東晉來說是阻隔北方胡騎的天然屏障，東晉能立足江左延續司馬家族的統治就是依賴萬里長江才能劃江堅守，但此前的吳國已經證明只防守長江並不能有效阻止外敵，還必須控制荊襄與淮南以取得足夠的戰略緩衝地帶，對抗北方的防線才能穩固，保淮，為不可勝之基。因此東晉立國於江左之後便不斷進行北伐，東晉的北伐除了是道義上必須高舉的大旗、權臣樹立自身威望的手段外，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以攻為守，奪取大量緩衝地區。
其中祖逖北伐、桓溫北伐先後進軍到黃河流域，桓溫還一度佔領中朝舊都洛陽，將東晉的戰略前線大大北移。在西面永和三年桓溫出兵滅成漢，取得了對長江上游的控制權，同時東晉還努力經營長江中游的荊襄地區，這一地區是整個南方防線的關鍵點，荊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無荊襄不可以國；無淮南、北而以江為守則亡。前秦統一北方後不斷向南進攻東晉，而東晉則依靠之前取得的地區延緩了前秦的攻勢並且伺機反攻。
秦軍退回淮北
西部方面在寧康元年八月，前秦攻克東晉西部重鎮漢中，十月進攻益州，十一月益州被前秦佔領，此時的南北對峙形勢與晉、吳對峙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前秦並未像西晉一樣完全佔據蜀地，與益州隔江而望的寧州仍控制在東晉手中。中部方面，太元三年二月前秦苻丕率軍七萬兵分四路進攻東晉襄陽，第二年三月攻克了東晉在長江中游的重要戰略據點襄陽。東部方面，在進攻襄陽的同時前秦也向淮陽、彭城、盱眙發起攻擊並佔領下邳、彭城，第二年五月攻到了長江北岸的六合與建康僅一江之隔，六月東晉謝玄率何謙、田洛等北府將反攻，在君川擊敗秦軍，秦軍退回淮北。
淝水之戰前夕
至此（淝水之戰前夕）東晉與前秦在西部隔長江對峙在東部隔淮河對峙，尤其是淮河與長江之間120~200公里的縱深地帶處於東晉控制下，前秦欲滅東晉必須跨越這一地區。當太元八年前秦正式出兵大舉伐晉時，首先被擋在了淮河南岸的壽陽，壽陽是東晉淮河防線上的重鎮，壽陽不保則北方軍隊以此為基地向東可以威脅盱眙、廣陵，向南可以攻取合肥、歷陽，進一步威脅建康的安全，所以東晉十分重視壽陽的防守。淝水之戰中東晉正是在淮河一線擋住了前秦的進攻使政權免於滅亡。
“守江必守淮”是因為淮河與長江互為依託，二者之間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淮河儘管不如長江寬闊浩蕩但卻是防衛長江、防衛江左政權之重點，守衛長江而設防重點不在長江在淮河沿線，那麼進退都有餘地。西晉滅吳，吳無淮南而亡，前秦伐東晉，東晉有淮南而存，這就是兩次戰爭因戰略緩衝地帶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結果。軍隊數量和軍隊的戰鬥力是戰爭中的兩個重要因素。軍隊數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戰爭的主動權，兵力多往往是進攻的一方，兵力少則應儘量避敵鋒芒。
而軍隊的戰鬥力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軍事對抗的結果，在雙方軍隊數量相當時，戰鬥力的作用則更加突出。西陵為吳國西部重鎮，步騭、步闡父子兩代經營數十年，兵力不可小視，陸抗平定步闡後“獻俘萬計”。由陸抗平叛的軍隊和荊州等處的留守軍隊、步闡所轄的部曲總數可知吳國荊州地區守軍約為五萬。揚州方面，吳天紀三年夏，廣州郭馬叛亂，吳派執金吾滕循率軍一萬，徐陵督陶濬率軍七千前往征討。
結尾
這一萬七千人都是江防軍隊，這年冬天西晉開始伐吳，吳丞相張悌、丹陽尹沈瑩率軍三萬渡江迎戰在板橋全軍覆沒，晉鎮軍將軍司馬伷渡江後消滅吳軍五六萬人。第二年晉龍驤將軍王濬從武昌東下，吳遊擊將軍張象率萬人投降，三月王濬水軍逼近建業前往廣州平叛的陶濬率軍返回，向吳主孫皓請戰後帶兵兩萬出戰，則吳國揚州守軍約十三萬。由此可知西晉出動兵力雖與吳相當，但在後備兵源、戰爭潛力上遠遠超過吳國，西晉能夠隨時派出增援軍隊而吳國卻除前線軍隊外毫無預備軍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