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的一位老師曾經在上課時講到了《春秋》三傳，他開玩笑地和我們說，你們的學長學姐曾經將《春秋》三傳寫成了“公羊傳”“母羊傳”和“小羊傳”，我希望你們不要鬧這樣的笑話。這樣的笑話，在清末進行科舉改制時也鬧了不少。1898年和1901年清朝曾經進行過兩次科舉改制，當熟讀四書五經計程車子們面對陌生的考題時，不免笑料百出，但是和今日考場鬧笑話不同，士子們鬧的笑話反映出身處“新”“舊”時代交替時的尷尬與陣痛。
一、1898年和1901年的科舉改制
清朝的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與殿試，鄉試與會試都分三場考試。乾隆二十一年之前，鄉、會兩試第一場考四書題三篇，五經題四篇，之後科舉考試改為鄉、會試第一場考四書題三道、詩一道，第二場考五經題五道，第三場則考策題五道。
殿試
在清政府的官方預想中，士子不僅要熟讀四書五經，還要具備一定的經世能力，這也是為什麼第三場要考策題。但是在科舉的具體實踐中，卻產生了“重首場”的風氣。所謂的“重首場”也就是在鄉、會兩試中只要第一場考的好，接下來的兩場考試只要隨便糊弄糊弄就行了。咸豐元年，王茂蔭在《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折》中就提到
：“近時考官專取頭場首藝，二三篇但能通順，二三場苟可敷衍，均得取中。”《
清稗類鈔》中也記載
：“鄉、會試雖有三場，實重首場，首場又重首篇，餘亦具文而已。”
這種風氣下的科舉考試，就連五經都被讀書人視為邊緣書籍，就更別提其他紛繁浩雜的書卷了。雖然第三場考策題，但士子們對第三場考試極盡敷衍，有些士子就是將第三場考試的試題抄了一遍，然後再將試題中的一些語氣詞改掉就行了。
因此，深受當時科舉考試影響計程車子們閱讀面極其狹窄，一般只閱讀一些與考試相關的指導書籍，一般的經史書籍是絕對不會涉獵的。夏曾佑曾經這樣描述清代士子們對歷史知識的匱乏
：“漢、魏、隋、唐，不知為何物，而但知有朱子；禮、樂、兵、刑，不知為何事，而但知有時文”，
以至於當時笑話說是
“太史公是何科進士？《史記》是何科硃卷”。
這種知識上的缺乏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日益嚴重與緊迫起來。當西方的物理、化學學科蓬勃發展的時候，中國的讀書人還埋頭於無用的八股文，這種雲泥之別讓當時的有識之士十分擔心，乃至於上書提議對科舉考試進行改革，廢除八股文，增加關於西學的考試內容。
這一提議在戊戌變法中得到了迴應。在甲午中日戰爭戰敗之後，舉國震驚，所謂的天朝上國竟被一個彈丸小國痛打，最後的遮羞布也被這場戰爭給震掉了。因此，許多讀書人幡然醒悟，拋棄了無用的八股文，決定學習“實學”。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紀之前的清朝，“實學”一直被認為是考證、訓詁以及史學等等，但到了19世紀，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實學”逐漸與“西學”劃上了等號。
甲午海戰
民間對科舉改革的呼聲愈來愈強烈，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中，官方也對這些呼聲做出了迴應。清廷下令，廢除八股文，改試時務策論，且開經濟特科。但可惜的是，戊戌變法很快就被頑固派扼殺在了搖籃中。頑固派重新掌權之後，下令廢除了一切變法措施，只保留了京師大學堂，所以那一年的科舉改革並沒有真正實行。
京師大學堂1912年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
科舉改革真正發揮實效是在1901年，此時的清廷開始施行“清末新政”。這一年清廷延續了1898年的科舉改革，下令：
“著自明年為始，嗣後鄉、會試頭場考中國政治史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
。1901年的科舉改革，第一場考的是中國史事，第二場考的是西學內容，而第三場考的才是四書五經。這道命令還特意強調
：“以上一切考試，凡四書五經，均不準用八股文程式”。
清廷雷厲風行的詔書雖然獲得了好評，但卻苦了士子。這道詔書是在1901年8月份下達的，但次年就要舉辦鄉試了，不到一年的備考時間讓士子們陷入了深深的擔憂之中，對西學一竅不通卻只能硬著頭皮上考場。
清朝讀書人形象
二、天大的笑話
在1901年科舉改革之前，除了少部分有志於西學的讀書人以外，絕大部分讀書人都對西學極為陌生。在突如其來的科舉改革面前，他們變得驚慌失措，以至於鬧出了不少的笑話。
首先要說的是，印象中科舉考試極為嚴格，為保障考試公平公正，實行“搜檢”“鎖院”“謄錄”制度，但是到了晚清，這些制度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例如，以前是不允許攜帶相關書籍進入考院的，但到了晚清，這一制度遭到徹底的破壞。呂海寰在同治三年第一次參加鄉試時，以為考場規矩甚嚴，因此不敢帶片紙進入考場，結果一場考試下來他才明白，這些規矩全都是“具文”，之後的考試他就將書籍順利帶進了考場。
防作弊考場
科舉改革之後，首場的中國史事與西學內容紛繁複雜，士子們難以掌握，因此極度依賴當時出版市場上的各種史學、西學書籍，考試時夾帶書籍幾乎成了慣例，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就算是夾帶書籍進考場，對西學知識極度陌生計程車子們，還是笑料百出。
《選報》上曾經刊登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士子在自己所攜帶的書籍中看到了“拿破崙與英將威靈頓戰於某地”一條，就誤將拿破崙認為是法國人拿著破舊的輪子與威靈頓作戰，由此得出法國十分落後的結論。
拿破崙
這樣貽笑大方的例子不在少數。《新小說》裡面收錄了不少當時的科舉笑話。其中一則還和大名鼎鼎的路德有關。當時的考題問的是
：“問西方文藝復興，與路德新教最有關係，能言其故歟？”
湊巧的是，當時中國也有一位路德，是一位專門研究八股文的先生，他出版了大量關於如何寫八股文的著作，而且他的著作流傳甚廣，當時的讀書人對他都很熟悉，就像現在考研黨熟悉肖神一樣。陰差陽錯之下，這個士子就將中國的路德誤認為了西方的路德，在試卷上豪氣干雲地寫下了這段文字
：“自百年以前，人心不古，士皆騖於奇邪之說，文風殆將掃地……有路閏生（路德）先生，著《仁在堂》九種，而文藝正宗始以復興。”
這就是著名的“東西兩路德，傻傻分不清”的笑話。
西方的路德
另外一個士子在翻《新民叢報》時在《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中看到了一句“噶氏手寫報紙一條”，就斷章取義
：“外國各種機器皆好，可惜無印字機器，其報紙皆用手寫，實不如中國之文明。”
於是又添一笑料。
不僅科舉士子鬧笑話，就連考官也對所謂的西學一竅不通，以至於出的科舉題目奇奇怪怪，有些看似是西學的題目，其實還是中學的範疇，有些甚至存在著不少知識上的硬傷，遭到不少的批判。考官與科舉士子在面對西學時表現出來的尷尬，實質上是過往的知識性缺陷在“新”“舊”交替時必然要經歷的陣痛，反映出中國近代邁向新時代所遭遇的困境。
但是既然1901年清廷已經進行了科舉改革，為什麼還要在1905年廢除科舉呢？因為科舉考試雖然已經將西學納入了考試的範圍，但實際效果卻不怎麼好，考官們依然堅持“中體西用”的意識形態，出的試題和取士標準依然帶有舊學的陰影。而且當時考風渾濁，有些士子靠寫類似八股文的空文就足矣高中，而另外一部分人靠從夾帶的書上東拼西湊，湊出一篇文章就可中舉，以至於選拔出來計程車子素質良莠不齊。
還有一個原因，在於科舉制度本身。科舉制度歷來重視“選材”，而不是“育才”，這兩者的區別在於政府是否直接承擔著教育民眾的職責。在科舉時代，政府雖然興辦有各級官學，但相比於龐大的人口基數，顯然是不夠的。而且官學的作用也不僅僅是教育民眾。因此，即使是在科舉改革之後，有些人還是呼籲廢除科舉，實施學堂教育，讓清政府承擔起教育民眾的職責，這樣才能真正促進西學在中國的傳播。
清末國立山東大學堂
文史君說
無論是1898年和1901年的科舉改制，還是1905年的廢除科舉，實質上都是關於中國教育體制的變革。在傳統的科舉制度下，讀書人侷限於科舉書籍，而無心經史，更無心實學，他們面對現實問題有著天然的困惑，這種困惑在西學傳入中國，時代劇變之時被無限放大，導致官方不得不做出迴應。在突然起來的科舉改制之下，對西學陌生的科舉士子們鬧出了不少的笑話，但在如今看來，這都是近代中國邁向新時代必然承受的陣痛。
參考文獻
曹南屏：《閱讀變遷與知識轉型——晚清科舉考試用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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