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是第一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功地將毒氣武器化的人，這造成了可怕的後果。
在20世紀初，世界上的軍事大國擔心未來的戰爭將取決於化學和火炮，因此他們在1899年的海牙公約上籤署了一項條約，禁止使用“唯一的目標是擴散窒息或有害氣體”的含毒彈丸。
但從一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和軸心國都部署了有害氣體，以使敵人喪失戰鬥能力，或至少將恐懼打擊到他們的心中。在法國和德國軍隊在戰鬥中使用催淚瓦斯和其他刺激物的早期努力失敗後，德軍首次對英軍發動了第一次成功的毒氣攻擊。第二次是1915年4月22日的伊普爾戰役。
隨著戰鬥的開始，德國人釋放了170噸氯氣，這些氣體來自埋在前線4英里線上的5700多個鋼瓶。英國軍官馬丁·格林納所述第一次大規模毒氣襲擊帝國戰爭博物館的恐怖事件。
“接下來我們聽到的就是噝噝聲——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聽到這些該死的東西過來——然後看到可怕的雲過來。一片黃黃的大雲。它不是很高；大概不會超過20英尺高。沒人知道該怎麼想。但它一到那裡我們就知道該怎麼想，我的意思是我們知道它是什麼。當然你馬上就開始呼吸困難了，然後傳來訊息：無論如何都不能下到戰壕裡去。你看，如果你到了戰壕底部，你就受到了充分的攻擊，因為它是很重的東西，它會流下去。”
在伊普里斯的英國士兵沒有戴防毒面具，造成7000多人受傷，1100多人死於氯氣窒息。
許多死亡發生在恐慌的受害者匆忙喝水以擺脫燃燒的氣體時，這隻會使化學反應更糟，他們的喉嚨和肺部充滿了鹽酸。
英國憤怒轉為報復
新罕布什爾大學歷史學教授、《奇怪而強大的武器：英國對一戰毒氣的反應》一書的作者瑪麗昂·多爾西說，英國對德國毒氣襲擊的反應是“憤怒”的。“德國人是否嚴格地違反了海牙公約，”該公約只明確禁止發射充滿毒氣的炮彈？“沒有。但他們違反了禁令的精神嗎？絕對。”
英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弗倫奇爵士譴責這次襲擊是德國野蠻行徑的證據：“顯然，德國的所有科學資源都被用來製造一種毒性極強的氣體，任何接觸到這種氣體的人首先會癱瘓然後會痛苦地死去“
在英國軍隊收到適當的防毒面具和稱為“盒子式口罩”的橡膠封條之前，他們想了一個權宜之計，比如用厚厚的紗布墊緊緊地綁在嘴上。一位名叫威廉·柯林斯的伊普爾擔架手形容這些紗布比氣體更令人窒息：
“我發現，在氣體雲中使用它幾分鐘後，人就無法呼吸，所以它被推到前額，我們吞下了氣體。並且只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它放回去。這根本不是一個實際的提議。”
此後不久，英法等國的軍官就改變了他們對化學戰的立場。如果德國人要下賤到使用毒氣的地步，那麼盟軍為什麼要這麼清高呢？在法國人就德國毒氣襲擊的野蠻行為發表公開聲明後不久，他就寫了一篇文章用專用電報對英國戰爭事務大臣基奇納勳爵說：“我們正在採取一切我們能想到的預防措施，但最有效的辦法是用他們自己的武器對付他們而不是坐以待斃。”
基奇納毫不猶豫地發展了英國自己的化學武器庫。他在英國鄉村建立了波頓唐研究機構，致力於保護盟軍免遭毒氣襲擊，並儲存他們自己的毒氣武器以對抗德國人。
多爾西說：“英國的政策是對德國的毒氣襲擊做出同樣的反應，但絕不會使戰爭升級。”
1915年9月下旬，英國人試圖在盧斯戰役中給德國人開一劑自己的藥，但收效甚微。皇家工程師在步兵計劃進攻前一小時釋放了氯氣，但是風變了，把氯氣雲送回英國的防線，在無人地帶形成了有毒的霧。
盧斯的一名英國軍官寫道：“毒氣像厚厚的罩子一樣籠罩著一切，視線不可能超過十米。”“我在德國人的路線中尋找路標，希望能指引我找到正確的位置，但我沒有找到，因為我無法透過有毒氣體看到路標。”
光氣和芥子氣的致命性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士兵在軍用飛機上裝載毒氣罐。
雖然氯氣可以集中殺滅，但到1917年，隨著防毒面具的廣泛部署，氯氣或多或少地被中和了。然而，到那時，雙方都發現了更致命、更殘忍的化學物質：光氣和芥子氣。
光氣是一種刺激性物質，比氯致命六倍。光氣不是在黃綠雲中宣佈它的存在，而是無色的，需要時間來殺死它。受害者直到吸入後幾天才知道自己暴露在毒氣中，這時他們的肺裡充滿了液體，然後窒息而死。德國人是第一個在戰鬥中使用光氣的人，但盟軍在戰爭後期把光氣作為他們的主要化學武器。
芥子氣是一種全新的殺傷劑。它不是刺激物，而是一種“發泡劑”，一種在接觸時會起泡和灼傷面板的化學物質。多爾西說，即使士兵們戴著防毒面具來保護他們的肺，芥子氣也會滲入他們的羊毛制服，甚至燒掉他們靴子的鞋底。
到1918年6月，盟軍開始使用芥子氣作為打破伊普爾僵局的最後努力。年輕的阿道夫·希特勒也在這些襲擊中受傷，暫時失明。
到戰爭結束時，估計有6000名英國士兵死於毒氣，這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於化學武器的9萬人中的一小部分，其中一半以上是俄羅斯人，他們獲得防毒面具的機會有限。
反戰運動推動軍備控制條約
一些國際聯盟理事會成員聚集在日內瓦，簽署了“日內瓦議定書”。小組成員包括（從左到右）：維托里奧·本洛亞（義大利）、阿里斯蒂德·布賴德（法國）、愛德華·貝尼斯（捷克斯洛伐克）、奧斯丁·張伯倫（英格蘭）、伊什·基庫次郎（日本）、埃米爾·範德維爾德（比利時）。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各國都在為數千萬士兵和平民的死亡而哀悼，但大多數軍事領導人都承認，化學武器將繼續成為新的野蠻戰爭的一部分。但這種情緒被日益高漲的反戰運動所抵消，反戰運動推動了軍控條約和更廣泛的外交。
1925年，國際聯盟通過了日內瓦議定書，該議定書禁止在戰爭中使用化學和生物製劑，但沒有阻止各國繼續發展和儲存這類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充滿一氧化碳或殺蟲劑奇克隆B的毒氣室中殺害了數百萬名集中營受害者，但由於擔心盟軍的報復，他們決定在戰鬥中不部署新的神經毒氣。小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發射了含有芥子氣和其他有毒氣體的炮彈。在越南戰爭中，美國使用了凝固汽油彈和橙劑等化學武器，取得了可怕的效果。
目前的化學武器禁令是1972年和1993年由兩項公約簽署成為國際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