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清鈔關始設於明宣德四年（1429年），宣德十年（1435年）升為“戶部榷稅分司”，該鈔關前後存續500年，1930年閉關，是明清時期運河八大鈔關中開設最早、閉關最晚、稅收貢獻最多的鈔關，也是目前唯一留有遺址的大運河鈔關。
“富庶甲齊郡”——臨清與鈔關相互成就
明清實行海禁政策，京杭大運河成為全國商品流通的主幹道。大運河上不僅官船漕運繁忙，還有南北往來的商旅，運河兩岸隨之崛起不少都市。山東臨清由於優越的地理位置，逐漸成為漕運咽喉、商業都會，素以“繁華壓兩京”“富庶甲齊郡”著稱，在此設定鈔關是歷史的必然。
臨清鈔關在明代運河八大鈔關之中是唯一一箇中央直接管理的機構。據記載，萬曆時期，戶部核定臨清鈔關年稅收定額白銀8。3萬兩，高於京師崇文門關，居八大鈔關之首，佔運河各鈔關稅收定額的1/4。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實際徵收稅銀117861兩，是同時期山東全省一年徵收稅銀8800餘兩的十多倍。
作為商船必經之地，臨清鈔關和碼頭相連，商船過關往往需要等待，等待時商家紛紛上岸，或與當地商人交易，或在岸上住宿消遣，鈔關附近以及通往重要節點的道路逐漸成為繁華的商業街和市場。
在臨清的市場上，活躍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商人，如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據文獻記載，明隆慶、萬曆年間，臨清有大小店鋪千餘家，其繁華程度不僅遠超與其平級的州城，甚至在北方省城中也十分罕見，是重要的稅源基地。
商船如何過關繳稅——臨清鈔關稅制
明代出任鈔關的差官一般是戶部主事（正六品）或員外郎（從五品），而清代前期出任鈔關的差官多為專差官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後由督撫兼理。
清朝將稅收定額製作為考核鈔關官員的重要內容，規定鈔關長官“倘徵收逾額，則破格優錄”“若解不如額，則不準考核”，並根據差額多少，或降級或留任或賠補。
明代臨清鈔關征收兩種不同的稅，即船料鈔和商稅，而其他鈔關除杭州北新關與臨清關相同外，均只徵收船料鈔。船料鈔以運載貨物的商船為徵課物件，由船戶繳納。所謂船料，是造船所用木料的基本單位，用以計量船隻大小。初期按船隻容量大小及程途遠近估料徵稅，從北京到南京間的全程，每一百料納鈔500貫；後以估料難核，逐漸改為依船隻梁頭廣狹定額徵稅。商稅以船載貨物為徵稅物件，由貨主繳納，從價計徵，即對過關貨物，先由鈔關驗貨定價，再對照朝廷頒發的定價則例，三十而稅一。
為防止商人偷逃稅款，萬曆十一年（1583年），朝廷議準商稅在臨清鈔關實行預稅制，即在臨清預先徵收部分到其他地方發賣貨品的稅款，“一應商貨，如在臨清發賣者，要納全稅。在四外各地發賣者，臨清先稅六分，至賣處補稅四分”。
清代對鈔關制度進行完善，重新核定鈔關稅收定額，制定了貨物過往的徵稅原則和標準——“商稅則例”，實行對船隻梁頭寬窄和運載量、貨物價值綜合計徵的方法。
一艘商船是怎麼在鈔關完稅的？首先要填寫船單，開列船隻、船戶基本資訊；同時填寫貨單，開列貨主和貨物的資訊。貨主呈交報單後，經鈔關胥吏核實並計價定稅，填寫稅單，內衙稽核後，便可在大堂繳納商稅，而後發給貨主“印票”，憑票過關。船主呈交船單，差役核實後發給“小票”，而後赴船廠房寫單，赴錢櫃繳納船料鈔，根據船的型別、梁頭髮給木箸，作為出關憑證。鈔關一日兩次收稅放關。
利瑪竇和獅貓——運河文化的歷史與傳承
明清時期，臨清作為運河上的經濟文化重鎮，文人、官員、學子等由南方進京或由京師南下，多經過臨清。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對臨清鈔關的記載。
文學名著《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對臨清鈔關多有描述。《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夥計來旺去杭州織造一批衣物，給蔡太師的生辰做賀禮，經過臨清時，有辦理納稅的描寫。
臨清鈔關也出現在多位外國人的記載中。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進京途經臨清，臨清鈔關主事馬堂為他準備了豐盛的宴席。利瑪竇在其《利瑪竇札記》中寫道：“場面富麗堂皇，足以與人們所能想象的最高君主相匹敵。”從側面反映了臨清的富庶。
國家稅務總局臨清市稅務局黨委委員、副局長程偉說：“運河與鈔關，曾帶給臨清繁榮阜盛，運河文化在臨清延綿不息。”用以營造北京皇城的貢磚，被譽為江北四大醬園濟美醬園的進京醬菜，波斯貓與本地貓雜交的鴛鴦眼獅貓，以及當地小吃託板豆腐、什香涼麵、小籠燒麥、徐家豆沫、熱羊肚等等，都是運河歷史文化在臨清的傳承，如今仍為臨清人民津津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