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世紀對日耳曼人來說，是一個不幸的世紀，有三件事情一定使他們萬分地痛苦。
一是十字軍東征的失敗，這意味著歐洲人重新恢復對近東地區和地中海地區控制的企圖落空了，他們的活動空間縮小到不足羅馬帝國時代的三分之一。
二是伊斯蘭教的擴張，經過 5 個世紀（7－12 世紀）的努力，現在已經到了影響力最強大的時期，那些曾經為羅馬所控制的地區，大部分拋棄了對羅馬輝煌統治的緬懷，轉而接受穆罕默德的智慧；1453 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佔君士但丁堡後，整個巴爾幹半島都開始接受伊斯蘭教。這意味著已經完全接受拿撒勒的耶穌的宗教思想的歐洲人，在精神上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三是蒙古人的光臨，像4－5 世紀曾經光臨過歐洲大陸的匈奴人一樣，同是遊牧的蒙古人，在更加智慧與強悍的成吉思汗及子孫的統率下，跨越裡海直達黑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再次征服了歐洲東部以及以前曾經由雅利安人征服的近東主要地區，並迫使東羅馬帝國走向衰敗。不過歐洲人也接受了蒙古人贈送的一份厚禮：中國的火藥和火炮。
更糟糕的是，歐洲內部的紛爭從來沒有間斷過，他們常常以戰鬥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權威越來越高的教會特別是羅馬教庭，與世俗君主之間頻繁的骯髒交易與陰謀，往往使剛剛平息的戰鬥激情重新燃燒。
因此歐洲繼續進行著內部的分化，國家越來越多、越來越小。但是君主的權力慾望卻越來越大，修道院和貴族們佔有的領地也越來越大，在莊園和采邑裡勞作的農奴們的日子越來越苦，不少人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向正在興起的雜亂的城市裡逃匿。
如果說 13 世紀是不幸的世紀的話，14 世紀則是更加不幸的世紀。
首先是世紀初的連年糧食歉收和饑荒，尤以 1315－1316 年間為嚴重。不久爆發了英法百
年戰爭以及德國和義大利的戰爭。大地上的血跡還未被風雨洗淨，一場比戰爭更可怕的災難又突然降臨在歐洲大陸，這便是 1349 年開始流行的大瘟疫黑死病。大量人員死亡使本就陷入衰退的歐洲田地荒蕪、糧食短缺、貨物緊缺、百業蕭條。
而擁有大量土地的修道院院長、寺院長老、貴族、莊園主、富商們，為了控制自己的損失，聯合起來制定了暴虐的法令，以強迫人們勞動而不增加工資，並防止他們外流尋找其他的工作。
這些暴虐的法令點燃了農民們抗爭的怒火，在歐洲的歷史上少有地爆發了農民為爭取社會地位平等的起義。
首先是 1358 年法國的扎可雷農民起義，後來是更大規模也更加激情的瓦特·泰勒英國農民起義（1381年）。在起義所引起的農民與政府的戰爭中，日耳曼社會古老的等級秩序第一次
受到勇敢的挑戰，建立在這個等級秩序基礎上的不平等社會權力關係也第一次被質疑：“當亞當掘地、夏娃紡紗時，誰是紳士呢？”
平民思想家、勇敢的肯特郡神父約翰·鮑爾，對著泰勒率領的衣衫襤褸的起義者喊道：
善良的人們，只要貨物不屬公有，只要還有農奴和紳士，英國的事情就永遠不會好起來。那些我們叫他們作老爺的人們他們憑什麼權利是比我們更了不起的人呢？他們有什麼根據應得這個權利呢？為什麼他們把我們當成農奴？假如我們都是出於同一父母，亞當和夏娃，他們怎能說或證明他們比我們高明，假如不是他們驅使我們以我們的勞動來替他們掙錢，他們怎能那樣得意地揮霍呢？……只有我們和我們的辛勞才使這些人保有他們的高貴地位。
約翰·鮑爾的呼喊，儘管比前 209 年陳涉怒喊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晚了 1590 年，但在 13－14 世紀歐洲人黯淡的生活裡，點燃了思想的火光，將歐洲神聖的社會不平等體系做了驚人的吐露。這是對雅利安古老社會體制的第一次真正的質疑，它猶如石破天驚，向教會、向貴族、向國王和一切世俗和非世俗的權力，提出了一個質疑：人們應該憑什麼享有應該享有的有尊嚴的生活？
這個極其簡明的問題，對中世紀的歐洲人來說，要回答正確，卻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的經歷中，不僅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也忘記了 1700 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曾研究過這個問題。
儘管 1300 年前無與倫比的演說家西塞羅，曾在羅馬廣場上抑揚頓挫地以嚴格的修辭學功夫，向羅馬的公民們論述過“人人平等”、“正義的崇高性”等問題，也將亞里士多德的研究成果由希臘語翻譯為拉丁語，但由於所有這些道理，只是對雅利安人的公民而言是正確的，根本不涉及奴隸和農奴的權利問題，甚至認為被奴役恰是這些奴隸的天性，因此，中世紀的歐洲人，並不認為人和人之間的平等，會與他們有關。也因此，這個問題被約翰·鮑爾提出來後，教皇、君主、修道院院長、寺院長老、貴族、莊園主、騎士、富商們，才驚恐地將提出這個問題的約翰·鮑爾，稱作“肯特的狂僧”。
在此之前的歐洲人，已經為基督教的神學理論所禁錮，除了相信上帝這一最高立法者外，一切的世俗傳統並沒有因為信奉上帝而改變，甚至耶穌倡導的“信徒皆兄弟”觀念，也沒能使他們將農奴，看作是與貴族具有相同權利的兄弟，就像他們曾經將希臘半島原駐民、印度次大陸原駐民、迦太基戰俘作為奴隸役使一樣。但是，現在，他們必須解決與他們是兄弟的歐洲農民提出的不平等問題了。
不僅如此，蒙古人對歐洲大陸的搶掠和衝擊，以及由馬可波羅提供的、有關中國繁榮和文明的傳奇故事，使歐洲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和原則。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由農奴的勞作所提供的財富，與跟隨貴族依靠戰爭和搶掠得到的財富，到底有什麼不同。
他們曾經征服過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人民，主要靠種植和勞作而獲得財富，而征服者所屬的遊牧民族，包括曾奴役過歐洲的匈奴人和征服歐洲的蒙古人，都曾經依靠戰爭和搶掠來獲取財富。現在，歐洲人不得不自己勞作養活自己時，所衍生的這些問題，到底該怎樣處理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由畢達哥拉斯（約前 572－前 497 年，與孔子同時代）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與孟子同時代）及歐幾里得、再到阿基米德，所開創的約 300 年的對哲學及科學的興趣，在沉寂了 1700 年後，重新進入了歐洲人的視野。
與此同時，當種種疑問越來越濃重時，來自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使 1415 年在義大利印製的古登堡版的《聖經》，成為一般信徒手中的讀物，承載著基督教教義的那些耶穌的言論和事蹟，不再是教士們的專利，普通訊徒都可以透過紙面的閱讀，而給出自己的獨立思考了。
儘管聖經的讀者們從聖經裡吸取的是他們的良心所同意的東西，但明顯地與神父們的教誨不同的、或是神父們的行為明顯不符合的、或是國王們與貴族們未遵聖經教義奴役人民的種種問題，很快便袒露在信徒們的面前，引起了信徒更深的疑慮及不滿。
【本文完】
註釋
黑死病使英國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亡，約克郡一半以上的教士因瘟疫而死，牛津大學死了三分之二的學生，整個歐洲據估計死亡 2500 萬人（黑死病在 30 多年後傳到中國，導致 1300 萬人死亡）。參見：［英］赫·喬·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第 531、532 頁。
［英］赫·喬·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第 805、806 頁。
［英］赫·喬·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第 805頁。
［英］赫·喬·韋爾斯著，世界史綱，第 805 頁。
西塞羅（前 106－前 43 年），曾擔任羅馬市政官、大法官和執政官。因反對安東尼和屋大維發動的內戰，而被安東尼、屋大維、雷必達三巨頭放入專門針對他的一份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未公佈），形成了除掉西塞羅的陰謀。當西塞羅準備逃匿時，被安東尼指派的百人隊隊長追上，在樹林裡割下西塞羅的頭顱和雙手，並依據羅馬內戰中處理戰利品的習俗，被釘在羅馬城市廣場的講壇上。西塞羅的頭顱或許還在羅馬廣場上論述著他最看中的立法原則：“沒有什麼比認識到我們生來是為了正義更能讓我們變得崇高了，法律不是靠我們的意志而是依靠其本性來實施的。”但是，擁有立法權的羅馬執政官安東尼的“不受法律保護名單”，恰恰是對西塞羅倡導的立法原則的一種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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