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貓三鬥士
只談一件事：譚嗣同選擇死的價值。
人生是荒唐的，這在一開始我們便要做好這樣的預備。至少，每個人的來到世間，本已包含了不確定。既然來的不確定，自然離世也是不確定的。倘要推翻這樣的結論，除非你能精算出你的死亡時間。
作為一個風雲人物，譚嗣同的死，大概是古今中外較另類的。既不似屈原的冤屈以死殉道，也不似文天祥的被俘主動殉道，更不似法國大革命羅伯斯庇爾的被推到斷頭臺。可逃卻不逃，可活卻選死。
敢問，這種為已然胎死腹中的變法而主動尋死的方式，其意義與價值何在？不錯，我們從小便聽慣了這樣的教導“要革命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可戊戌六君子這算“革命”嗎？縱算是，社會革命的最高形式即以戰爭的方式展開時，亦講儲存自己消滅敵人呀。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況他們又不算造反。
死的類別，可分公與私。司馬遷究竟是通透生死的人，一句“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譚嗣同的死究竟算泰山還是鴻毛？這個問題還得兩說，一是譚的自我評價，正所謂“子非魚”，二是後人的結論。
太平天國被清廷鎮壓後，清朝亦面臨內外交困的危局，外族入侵又兼匪患不斷。1898年，剛上位的光緒頒佈《定國是詔》，拉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史稱“戊戌變法”。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乃戊戌變法的“三劍客”。康是落魄文人，梁是貧苦子弟，這倆力主變法，倒也合情合理。而“官二代” （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兼湖廣總督）的譚嗣同毅然決然地參與維新確乎意外。
譚嗣同，文有批判勝過建設的《仁書》，那句牛叉得無敵的“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就源於此。武方面，則以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為師，綠林味極濃。
譚的被行刑亦極慘，據其亦師亦友胡志廷《譚嗣同就義目擊記》載：“頭一刀殺康廣仁，輪到第五刀，天哪！才輪到我們譚先生的頭上。前清殺官員的刀和殺平民的刀不同，官越大刀越鈍。這不叫砍頭，叫鋸頭，鋸頭比砍頭的痛苦要添上幾十百倍的。而對這痛入骨髓的慘狀，第五個受刑的譚先生，一直是若無其事的樣子，砍了30多刀才斷氣”。
那拉氏本就對維新黨人恨之入骨，故在刑場上，特意以鈍刀“觀照”他們。縱然如此，譚嗣同亦“若無其事”。是為了變法的信仰？還是為了捨己救同伴？還是？
看樣子，他是覺得死得其所的。李敖在《北京法源寺》裡，就以佛像附在志士仁人身上，行捨身行佛法，大讚特讚了一番譚嗣同。不過，那終究是李敖自己的臆想。
至於大眾怎麼看譚嗣同的捨身求法，就又花樣百出了。至少在當時是很不待見的。押解譚等人的囚車在趕赴刑場途中時，一些愚昧無知的百姓還誤以為他們是“刁民”，紛紛把爛菜葉、臭雞蛋扔到他們身上，大罵不止。其實，本土的百姓歷來如此。只可惜，那時沒有微博與微信。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句話，倘放在一個只會坐而論道的人身上，只徒生幾分喜劇。但於譚嗣同的就義人設連在一起後，立生光輝。
一句話、一個人、一件事（被砍頭），就構成了戊戌變法的魂。
至於某些專家說譚的死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13年後的辛亥革命，這多少有些牽強。見仁見智是一說，譚嗣同多此一舉又是一說。
魯迅爺爺在《紀念劉和珍君》裡就說了：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
最好不要死。憑什麼要死呀？要死，也是該死的人死！素我淺薄，譚嗣同的選擇死，全然是不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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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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