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罰分明，善惡有報，這是我國文化當中的樸素觀念。因此，早在夏代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墨、劓、剕、宮、大辟五大刑罰制度，在後來的不斷髮展之下，各種殘忍的肉刑都不斷出現，至秦朝商鞅變法走到鼎盛。
比如商鞅創造的車裂之刑，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馬分屍，就是一種極其殘酷的刑罰，可商鞅最終也沒有想到，自己最後卻被施以車裂而死，可謂是命運農人。
後來，儒家觀念越發鼎盛，“仁”的思想埋進了中國人的心中，加上國家對於孝道的重視，以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思想，各種極刑肉刑開始慢慢消失，比如在漢代的時候，劓刑（割掉鼻子）也就被改為了“笞三百”，但因為打三百大板很容易死人，後來又逐漸減少了“笞”的數量，人道主義已經越發顯現了。
到了隋朝的時候，大部分的生命刑都不再以折磨犯人為主，譬如凌遲等等幾乎已經很少使用，轉而代替的就是絞刑和斬刑，如此慢慢發展到了清朝時期，基本上生命刑主要就是斬刑，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殺頭”了。
但比起殺頭，還有一個刑罰更加令人害怕，它甚至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命刑，卻讓很多的犯人更加聞風喪膽，這個刑罰叫做“枷號”。
我們在電視劇當中，經常會看到犯人的肩膀脖子上頂了一塊大木牌，犯人的腦袋和手被鎖在了木牌裡，而這個木牌，就是枷號當中的一種。
枷這個刑罰用具，其實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只是那時候還沒有當做一個正規的刑罰，而是作為一種限制犯人活動的工具，可以理解為現在放大版的手銬。
直到600年前的明朝時期，枷號才作為一種正式的刑罰登上歷史舞臺。明朝向來以法度嚴苛而著名，朱元璋執政時期就殺了很多貪官汙吏，可他殺了一輩子，貪官還依然不斷出現，始終殺不完。
而對於古人來說，很多時候名聲比起生命還要重要，僅僅只是殺頭乃至誅連家人，有時候還不足以震懾潛在的犯人，因此必須使用更重的刑罰，可這樣又有違“仁道”二字。而最後兩方妥協之下，枷號這個刑罰就出現了。
官兵會將這些枷號上到犯人脖子之上，然後強行帶著犯人遊街示眾，因為枷號的洞看起來像是狗洞，犯人被官兵牽著也像是狗一樣，因此枷號也被稱為“木狗”，也就是說，在百姓看來，這些犯人已經失去了做人的尊嚴，這種心理上的打擊對於注重名節的簡直是摧毀性的屈辱。
而除了心理上的屈辱之外，生理上犯人也很不好過。古人會根據犯人犯罪的嚴重程度來給犯人上不同的枷號，輕的只有20斤左右，但是重的甚至可以到150斤，這麼重的重量壓在人的脖子肩膀之上，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痛苦，一旦犯人有所動作，肩膀在巨大重量的壓迫之下跟枷號一磨，常常會磨得皮開肉綻，痛苦萬分。
加上帶上了枷號之後會嚴重限制犯人的活動，以至於喝不飽水，吃不飽飯，呼吸困難，難以入睡，在這樣的折磨之下，很快犯人的精神和身體都會陷入崩潰的狀態。
而這樣的枷號，短的也要戴一個月，長得可以到半年之久，當然也有超過半年甚至終生戴枷的案例，只不過所謂的終生，其實也沒有很長時間，因為大部分人在上了重枷之後，基本上都活不過半年，要麼直接死在重枷之下，要麼找辦法自殺，要麼直接求當官的對自己施以斬刑一了百了少受折磨。
這種刑罰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清朝末年時期，因為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作亂，在清朝大街之上經常會看到很多戴著枷號的犯人。而當時西方已經發明瞭照相機，因此得以將這種刑罰拍了下來。
因為這種刑罰很是殘酷，受西方世界的影響，到了光緒二十九年時，清朝的法律之中就正式取消了枷號一刑，從此枷號這種殘忍的恥辱刑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目前在國際上還依然殘留有跟枷號一刑頗為相似的刑罰，比如韓國就會對犯QJ案的犯人施以電子腳鐐的懲罰，以實時跟蹤犯人位置，防止犯人出獄之後進一步加害他人。而今我國對於電子腳鐐一類的處罰方式也呼聲日盛，但一項法律的制定需要考慮很多因素，韓國的這種處罰方式是否能夠完全應用於我國，目前還有待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