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鹹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01 新的危機
自漢高祖劉邦建立大漢王朝，推行了郡國並行的雙軌行政制度，並實施了對內休養生息、對外和親的國策，國家很快呈現了穩定和繁榮的徵兆。到了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更是開創了中國第一個治世，不過期間對於中央集權的鬆懈，也慢慢滋生出危機。
隨著西漢國力的逐漸恢復壯大，當初受封王國的實力也是日夜膨脹起來，無論經濟、軍事還是人口，已經開始對朝廷中央形成了新的威脅。
西漢初期，雖然雙規並行，但實質極不均衡，全國共計54郡，其中諸侯王國就佔有了39郡，中央直轄只有15郡。隨著時間的推移，幾代君王之間的交接，新帝的子女也需受封，這造成了朝廷的“庫存”已是嚴重不足，只能從上代諸侯王手中割肉，但這就涉及了雙方之間的利益矛盾。
同時封國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漢早期的經濟發展，但讓中央政策在地方大打折扣，但封國內部可以自主的本質，其經濟、軍事甚至人口數量的增長，已經開始對王朝形成了威脅，最後甚至到了地方政權有力量可以顛覆中央的程度。
西漢朝廷與封國之間的矛盾衝突，最終只能寄望於宗親血脈維持著彼此的關係，這也是當初劉邦封同姓諸侯的初衷：以孝治天下。利用倫理關係為紐帶的家族式管理，加強國家統治和社會穩定。
但“七國之亂”的爆發，將最後的臉面都撕破了，擁有著獨立財、政、軍權利的各地諸侯，像極了戰國時期的諸侯割據。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當藩王有著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實力時，親族倫理關係根本經受不起考驗，反叛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02 陽謀之下，風光不再
“七國之亂”被實力更強大的中央迅速鎮壓，但藩王對中央的威脅依舊存在，更是西漢王朝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整合實力的嚴重阻礙。
削藩已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事項，鑑於文帝的削藩令過於暴力招致失敗，漢武帝早期推行新政也被竇太后所阻攔；因此削藩的手段既不能過於激進，力度也不宜過大，避免觸碰藩王可接受的底線，這極度考驗著漢武帝的能力和耐心。
作為秦朝後對中央集權模式的再次嘗試，推恩令這條被稱為千古陽謀的法令，在此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對分封體系作出有力的挑戰。
說推恩令是陽謀，因為經歷“七國之亂”後，眾藩王在實力上有所減弱，雙方處在一個預設的休戰期，這時推恩令的適時推出，是一個極佳的切入點，讓眾藩王無從防備。
主父偃作為漢武帝身邊的重臣，他所提出的推恩令是在賈誼理論的基礎上，再針對“人性”的弱點，對目標實施高維打擊：以恩惠的形式讓藩王的庶出子女也能受封，變相將一個整體的封國分裂成數個小封國，同時削弱受封者的爵位，從而被迫接受中央直轄郡縣的管理和監督。再經過數代人的裂變，這些當初的大封國的土地、人口最終將全部迴歸到中央的手中。
這次削藩行動經過主父偃的精心設計，屬於連續性策略叢集，以推恩令為主體，再針對各環節、各階段進度實施《阿黨法》、《附益法》等條例，形成相互關聯、環環相扣、層層遞進，讓眾藩王無從防備也無法抵抗，最終只能接受被削藩的命運。
03 並不是削藩這麼簡單
推恩令讓漢武帝完成了文景二帝無法完成的任務，其在戰術層面所起到的作用更是無與倫比，精彩之處令人讚歎不已。但歷經賈誼提出理論、主父偃完善的推恩令，如果看到的只是一個“頂級陽謀”，而無法領會其中蘊藏的內涵，實在無法體現古代頂級謀士的智慧之光。
首先推恩令的政治變革與漢武帝在思想上的變革是同步的，並不單純為了解決當前藩王坐大的問題，而是帶有長期的政治規劃：完成郡縣制的徹底改造，消除封國勢力，將權力收歸中央，穩定的中央政府和高度資源整合，才是國家強盛的開始。
推恩令的出現讓大一統的政治理想有了發展空間和堅實的基礎，朝廷和中央由此逐步在國人心中得到普遍認可，並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奠定了後來幾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體制基礎。
以此為模型，中國歷史上縱然王朝更迭，其政權統治理念各有特色，直接管轄的疆域也存在差異，但“大一統”的思想一直是政權建立者所渴望的終極目標，並加以傳承和發展。期間雖然偶有分裂的現象，但依舊無法阻擋後來者實施中央集權，進而對大一統的持續追求。
由此可見，在加強中央集權和維護大一統的觀念上，推恩令所體現出的統治藝術以及政治智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已超出了其本來作為解決方案的初衷。
結語
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大一統觀念，是中華文明的傳統與核心，標誌著中國由透過禮法、宗親形成的諸侯共尊周天子的城邦國家，轉為對領土、秩序高度統一的專制國家，這也是中華文明在頻繁的政權輪替中不僅沒有毀滅，而是在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而在向大一統的轉變過程中，為實現君主的穩固統治，構建出一個完全以君主意志為中心而高速運作的國家機構，避免權力分散以及核心意志的分歧，形成一種由君主操縱，賢臣實施的管理體制，推恩令在其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文 ▏威武震九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