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大邱莊，南有華西村”，不到十年，他帶領大邱莊的村民創造了從赤貧村到“首富村”的奇蹟。
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坐擁16輛進口賓士，新華社為他發表長篇通訊，《人民日報》為他發表社論，港媒稱其為“土皇帝”他令對方把“土”字去掉。
既為官，又為商。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為名改造大邱莊，父子統領總公司，窩藏罪犯、持槍妨害公務、非法拘禁國家檢察人員，服刑期間服藥自盡，出殯時聞風而來者甚多，其興衰人生路堪稱當代“教父”。
他就是禹作敏。
膨脹的慾望和死心塌地的“貼心人”
1990年，禹作敏搬進後來被人們稱為小“中南海”的豪華小洋樓，琉璃瓦牆圍著，進出有登記的“傳達室”，門口日夜有警衛守護，即便是出行，有須8個保鏢隨身，還建立了一隻治安隊。
龐憶和其導師張暢在2015年的時候對大邱莊當地人進行了採訪，斯人已逝，禹作敏生前的兩層樓別墅和九龍壁還存在著。
80——90年代天津市技術監督局第15監測站副站長，高階工程師，擔任大邱莊鋼鐵檢測任務的楊先生說“你想想那九龍壁，在清朝，你再大的官，蓋九龍壁是要馬上砍頭了就，那只有皇上才能有這個。他呢，就弄個九龍壁，所以他就有那種以他為中心的思想，底下那些人都是他親屬，屬於家族式的（企業）。”
禹作敏的個人收入成迷，他雖以廉潔自居，知道底細的人卻說他賺的是“無數錢”。1992年總公司正副經理每人年薪70萬，擔任副總理經的禹作敏的兩個兒子也是這個數。
承包大邱莊企業的“能人”和禹作敏的產權觀一致，禹作堯曾在一次產權改革座談會上講他們白手起家，如今每個集團十幾億資產，屬於誰？復又自問自答：“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很難說。”“大隊沒給一分錢，當初向銀行貸款的幾萬元都還了。國家也沒投資。”“這幾十億資產說是我的也可以。”
“群眾選出來的可能是老好人，但是能產生效益的沒有”，禹作敏手下的“能人”很多都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庭成員，不然就是“忠心於他”的“貼心人”，在日本統治時期當過偽軍的，有插隊知青，和玩命乾的廠長。禹作敏在關於人才和文化的問題上十分重視，他積極引進外來人才，培養本地人才。
“能人”李鳳政玩命工作，死在會議桌上，欠下3億債務說不清，氣得禹作敏撤銷華大公司，將大邱莊會議室私設為公堂，對所有懷疑物件審訊，還備了警棍、皮鞭等刑訊，對人拳打腳踢。
他敢設“公堂”審人，他的部下自然也敢動用酷刑，於是便有用電警棍毆打他人至死，放4名打手逃脫，把公安局人員拒之門外，設定“五道防線”阻止執法人員對嫌疑犯搜查等等罪狀，最終將自己送上了法庭。
儘管他曾經造就了輝煌的大邱莊，儘管他懺悔“自從大邱莊成了‘華夏第一村’，頭腦膨脹，造成這場罪”，儘管如今提到他，大邱莊的民眾依然記得他為他們的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但功罪不相抵，這場由於驕縱權力、不懂法律而致使的罪行，最終葬送了禹作敏。
要問他為什麼能那麼驕橫，這事還得從一窮二白的大邱莊說起。
窮到幾乎沒救的大邱莊
“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因為窮，大邱莊光棍數全國有名。整個村年收入除去各種開支到手沒有五六萬，當時最窮的隊一個勞動日分紅只有2角錢。窮到無法過日子的村民提出，誰能帶領大家致富，誰就當書記。禹作敏站了出來。
人們說禹作敏當年是趕大車出身的，也虧了他趕大車的經歷，去的地方多，見識也多，思想活絡，必種田的敢作敢為，正如禹作敏所說，“對於機遇，早抓住早富，晚抓住晚富，抓不住不富。”
他向選舉他當書記的村民們保證，要是三年內摘不掉貧困的帽子，自動下臺。
1978年，禹作敏在給村民開了動員大會後，決定要帶領村民建工廠。
後來因為他的大膽，借改革開放的政策優勢，大邱莊成了一個脫貧致富的奇蹟，禹作敏也因此獲得了很高的聲望。
禹作敏故居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大邱莊之所以發展得快，主要得力於政策，包括抓住改革開放的免稅政策、各種機遇，並且在經營手段上，他們敢幹當時國企不敢幹的事，比如，銷售過程中給回扣，別人願意買，但在國企這就算錯誤。
禹作敏開完動員大會後，當時大隊就從集體積累中拿出五萬元，向附近社辦廠借了兩萬元，社員自籌一萬元，自己動手蓋起了簡陋的房子。
後來村裡的“能人”劉萬明從天津買來三臺大工廠淘汰下來的軋鋼機，他當業務員，他的弟弟劉萬全當廠長，建起了冷軋帶鋼廠。
1981年後，大邱莊的工業企業飛速發展。1982年建起了印刷廠和電器廠，1983年建立了大邱莊農工商聯合總公司，並把建分廠的權力下放到各廠，此後以冷軋帶鋼廠、高頻制管廠、印刷廠、電器廠為中心，每個工廠以滾雪球的方式建立若干個分廠。
面對質疑，站穩腳跟
當時有人對禹作敏發展工業提出異議，認為：農村改革就應該立足農村優勢，突出農村的特點，應該辦養雞、養牛、種菜和糧食加工等有自己優勢的產業，而不是辦什麼工廠，這偏離了農村改革的方向。
對此中央並沒有輕易做出判斷，而是派中央電視臺天津記者站一直關注著大邱莊的發展變化。經過幾個月的實地調研，天津記者站得出的結論是：大邱莊的發展符合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適應了改革的潮流，改變了中國農村傳統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是中國農村最早的改革典型之一。
這次調研對於大邱莊之後的發展至關重要。一旦一個新生的發展模式得到了合法且可靠的國家支援，作為樣板來提倡，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為共同參照物，而與其相關的類似的組織也會將其視為思想和行為的指導，用典型推動改革，看得見，摸得著，容易學，更有說服力。
這樣一來，在國家大的政策背景下，大邱莊同其他鄉鎮企業一樣頂住了質疑，站穩了腳跟。
在全國相繼開始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道路時，大邱莊一直走得是集體化道路，因為在當時對於基層政權比較牢固的大邱莊來說，集體統一經營的模式比個體經濟更好組織，有利於統一發展。
集體化經營可以更好地集中土地和人力資源，統籌排程，防止企業的盲目生產，也便於推廣新技術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對於當時的大邱莊來說是最佳的選擇，最正確的道路。
大邱莊不同於其它鄉鎮企業的一點是大邱莊的領導對於人才的觀念十分前衛，他們重視人才，放手用人，不僅善於用人的長處，還廣招外地人才。給外地人才配備住房，開高工資，使得大邱莊能吸引到人，在大邱莊眾所周知的一句話就是“讓天下能人為我們所用”，可見大邱莊對於人才的重視程度。
從1984年開始，中央陸續地對大邱莊進行了正面的宣傳與報道，五百年來一直默默無聞的大邱莊開始出名了。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1992》的記錄，1992年大邱莊的社會總產值、人均收入等多項經濟指標均高居第一位，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是全國人均收入的10倍。這個華北平原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了中國“首富村”，靠著鄉鎮企業的發展徹底翻了身。
悲劇的必然性
禹作敏的大膽敢為給大邱莊人們帶來了經濟上的欣欣向榮，即便人們眼看著他坐擁“中南海”式的洋房別墅和九龍壁，即便大邱莊的高層管理全是禹作敏的親戚，即便大邱莊的鋼材早期生產存在不合格的情況，即便這種富裕的表象之下湧動著各種黑暗的關係利益的波濤，可對於窮到叮噹響的大邱莊村民來說，禹作敏就是他們的財神爺。
至於隱藏在財富之下的非法勾當，非切身利益相關，大抵不會也不敢出聲，一如他們在解放前默默無聞地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祖輩們。
隨著經濟的富有，禹作敏的大膽妄為就更甚，加之本就以農民企業家自詡，他的政治覺悟和法律觀念並不如同他的經濟嗅覺那樣敏銳，也因著他農民的自豪和蠻壯，從未想過在經濟一枝獨大的大邱莊進行文明和法律的建設。
改革開放的浪潮再怎麼波濤洶湧也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法制國家建立的框架內，禹作敏的強勢將大邱莊建成了“首富村”，但他不懂法甚至不屑懂法的事實和行為卻無法支撐著禹作敏家族或是大邱莊繼續前行，“危福和事件”不過是他萬千為所欲為之行非法之事中的偶然的一件，卻也是揭示著他頑抗法律和莊主式作風在法制國家必然失敗的一片樹葉。
禹作敏被判刑後，報紙和新聞中短短數字，激起千層浪。同為改革潮流中的風雲人物魯冠球帶著複雜的心情，寫了一篇《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是一道更困難的障礙。
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
帶領著大邱莊成就了經濟的飛速發展的禹作敏，與金錢權力之下驕橫又膨脹的禹作敏，儼然兩幅面孔。但仔細想想，其成和敗竟是如此具有戲劇性。
禹作敏的悲劇是其驕橫性格的缺陷，是其不懂法的缺陷，也是其作為農民階級思想侷限性的一部分，但並非不可避免。如今的大邱莊，生活還在繼續，而他已成為人們口中的一段傳奇，和大邱莊往日的輝煌一同，隨夕陽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