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想選一些對歷史解讀不錯的文章，所以有了本系列。這個是央視播出的紀錄片，本來沒有文字版的，特別感謝百度貼吧和天涯網友的不斷碼字收聽整理的。
第二十三集 兩漢經學
十三經是儒家的十三部經典著作，涵蓋了儒家學說的基本內容。現存北京孔廟的十三經碑林有189塊，包含著《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等經文，是當時朝廷提供的科舉考試的標準文字。乾隆石經碑文書法遒勁是清代書法家蔣衡歷時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在中國歷史上，將儒家經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種傳統，最早從漢朝開始，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漢石經的經文是歷代朝廷選士的必讀文字，勒石刻經、樹碑垂範擁有不可比擬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為萬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從孔子到儒學再到經學，這一切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命運，而提起經學就必須從兩漢說起。
這是位於山東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6年冬季的一天，這裡將迎接一位非常特別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劉邦。此時，劉邦已成為漢朝的開國皇帝，執掌著漢王朝的最高權力，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擔心，早在劉邦還未成為皇帝時，他就十分鄙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他認為儒家是陳腐的，罵儒生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當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這一次，劉邦會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孔子呢？
在山東曲阜文物局檔案館珍藏著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公元1465-1505）年間彩繪絹本《孔子聖蹟圖》36幅，這些彩繪絹本展現了孔子的生平事蹟，一幅描繪劉邦祭孔場面的彩繪還原著歷史的真實圖景。從這幅《漢高祀魯》圖中可以看出漢高祖劉邦到達孔墓時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獻上太牢的厚禮。這是史料記載中最高統治者第一次公開祭拜孔子。
（曲阜孔府文物檔案館 副館長 唐麗：太牢禮主要指的是全牛、全豬、全羊，這個也是規格比較高的一種祭祀禮儀。劉邦祀孔開了歷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漢高祖劉邦還專門下詔旨，諸侯公卿將相讓他們先謁孔廟，然後再去地方上任。”）
劉邦對儒家態度的改變與儒生叔孫通有很大的關係，像其他儒生一樣，當叔孫通在激烈的楚漢戰爭中帶領一百多弟子投奔劉邦時，劉邦正重視那些斬將搴旗的群盜壯士，對叔孫通沒有多少好感。此後的三年時間，叔孫通謹小慎微地對待劉邦，沒有向劉邦推薦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劉邦推薦了不少擅長衝鋒陷陣的赳赳武夫，這令跟隨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孫通正苦苦地等待著機會。
劉邦以一介布衣起家，當皇帝以後，他身邊的將相也多不懂禮儀，在朝堂飲酒爭功，劉邦為此心煩意亂，卻又無可奈何。這卻是叔孫通的最好機會，他清楚地告訴劉邦，別看儒者無法在戰爭中攻城掠地打天下，卻能為天下的長治久安盡力。劉邦還遠未認識到儒家的作用，不過叔孫通要制定朝拜禮儀來規範大臣的言行，在劉邦看來卻無異於雪中送炭，他當即批准了叔孫通的計劃。禮成那天場面宏大、秩序井然，劉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為皇帝的尊貴，也深刻地感受到儀禮秩序的重要。從此，劉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學當做一個擺設，而是逐漸意識到儒學在政治生活中的實用價值，儒學由此在漢朝廷佔據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院 孫曉：秦漢以後，因為禮壞樂崩，所以這個社會秩序就混亂了，大家就沒有一套行為準則，漢高祖透過叔孫通來整頓這個朝野的這種秩序，制定了這種禮，高祖才感覺自己真正像一個皇帝。”）
公元前195年，當劉邦打敗最後一個有實力的異姓諸侯王英布，並帶著病體祭奠孔子時，他似乎已經隱約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確保漢朝長治久安的最合適的治國思想。然而當意識到這一點時，他的生命已即將到達終點，祭奠完孔墓後不到半年，劉邦即病逝。而此時的儒學還遠未成為最受尊崇的經學，甚至連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並不隆尊。
秦統一中國後，以法家思想理論建立國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諸家思想收到排斥，乃至於焚書坑儒燒燬民間的藏書，民間有偶語詩書者即犯殺頭的罪名。等項羽的軍隊進入咸陽，燒了秦的宮室後，就連博士官所藏得《詩》、《書》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飛煙滅。漢王朝初建時百廢待興，文化上則是一片荒蕪。
等項羽的軍隊進入咸陽，燒了秦的宮室後，就連博士官所藏得《詩》、《書》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飛煙滅。漢王朝初建時百廢待興，文化上則是一片荒蕪。
——————————————引用《中國通史》第二十三集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所長 卜憲群：焚書坑儒以後，當然對文化的傳播特別是對儒學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也不能說完全地斷了，因為這個歷史的過程比較短，比如說在漢初，當時先秦的一些學習儒學的這樣的一些學者他還在，他可以透過口耳相傳的這種形式儲存下來。”）
（阜陽市博物館 西漢汝陰候墓 漆笥：它那個（西漢）作坑裡做出來的，它每一個漆笥片上面都帶字。這就是裝簡的盒子。”）
多年來，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一直在從事一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尋找失落在國內外的經書古籍。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漢初，同樣的事情也在進行著，由於受秦朝的焚書坑儒等事件的影響，尋找儒家經典也必然面臨重重困難。漢朝基本上承襲了秦朝的政體與制度，劉邦在世時，整日東征西討，連秦朝嚴禁民間藏書的法令也未廢除。直到他死後三年多漢惠帝才正式下令廢除挾書律。又過了六年，漢文帝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開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種流派，鼓勵學術發展同時大收典籍、廣開獻書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時期活躍在政治、文化舞臺的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各種學說在漢初並立，尤其是儒家在經過秦朝的壓制後急欲重振，實現救濟蒼生，治理社稷的抱負。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經書少之又少。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院 孫曉：當時有六經，《詩》、《書》、《禮儀》、《易》、《春秋》，再加上《樂經》，但是的確《樂經》到漢代就看不到了，就是我們說的音樂的《樂經》就沒有了。”）
《書》即《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記載著從堯舜禹到東周約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承載著先秦聖賢們的言行與智慧。在漢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舊典演化為六經即《易》、《書》、《詩》、《禮》《樂》、《春秋》。可是漢初時《樂》已完全消失，就連《書》都很難找尋。
為儲存儒家經典，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經過官方審定的經書用隸體的書寫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塊石碑上作為讀書人的標準教材，這就是東漢著名的經學家蔡邕書寫的熹平石經，每塊石碑高一丈寬四，矗立在京師洛陽太學講堂的東側，碑成之日盛況空前，前往觀看及摹寫者填塞街陌，每日車乘達千餘之多。然而經過歲月的滄桑和變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經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館，另一部分則收藏在上海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 研究員 劉一聞：熹平石經它的字型，因為當時是派宣傳的用場，所以它就寫得、刻得都很端端正正的，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也在洛陽出土的，出土以後發現最大的《周易》，它有940多個字。”
這件非常珍貴的作品是明代畫師杜堇的《伏生授經圖》，伏生是魯中諸儒中的一員，專治《尚書》，在秦始皇下達焚書令時，他不懼危險將一本《尚書》藏於牆壁當中，這成為漢文帝時中國唯一的一本《尚書》，伏生也成為當時唯一能講《尚書》的儒者。朝廷馬上請他赴京。然而伏生已經九十多歲，不能到京城，漢文帝於是專門派太常掌故晁錯到伏生處受業。
晁錯學《尚書》後，被漢文帝任命為博士，當時漢朝的博士有七十餘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學說的博士。各種學說都想要成為漢朝思想的主流，它們之間發生了很多爭論。在漢初，儒家雖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但在長年戰亂、土地荒蕪、經濟凋敝、社會矛盾加劇的國情下，道家的無為思想顯然更符合當時的社會條件，因而佔有主導地位。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院 孫曉：漢代道家，它已經不是完全地像先秦的道家一樣，它是無為而無不為，它是一種積極的有為。它表現的形式是一種積極的有為，所以說它要對政治、對社會要進行一定的干預。所以說我們所說的有的學者把秦漢以後的道家稱作為新道家。”）
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許就是在道家無為而治的政策下出現的，從劉邦開始一直到漢景帝，漢朝治國者一直倡導與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實行郡縣制與分封制並行，給與諸侯國很大的自治權。經濟政策方面，鼓勵農耕、輕徭薄賦；社會政策方面，堅持抑制豪強、以德化民；對外政策方面，厲行和親弭兵。
在楚漢戰爭後的六十多年時間裡，整個社會得到了休養生息，逐步達到了國富民強。據史書記載，到漢景帝后期國家的糧倉豐滿，新穀子壓著陳穀子一直堆到了倉外，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有了這樣豐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國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 楊振紅：漢初黃老之治，在於它要休養生息，讓老百姓去恢復自己的生產生活，因為他們這樣做，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當時的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而文景盛世中正隱藏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尤其是世風的敗壞，令有識之士十分擔憂。賈誼在《治安策》中這樣寫道，秦要統一天下，實行商鞅變法，棄絕禮儀仁愛。秦的功業雖成，但是倡導功利，現在雖然是漢朝，但秦朝遺留的風俗並未改變。世人追求奢侈，競相攀比，朝廷對此沒有定製，致使人們拋棄禮儀，沒有廉恥，且一天比一天嚴重，人們做事唯利是圖。針對這種現象，賈誼希望漢文帝能重視禮儀教化，但漢文帝只部分地採納了他的意見，整體上仍實行道家無為的施政方針。才華橫溢的賈誼受到丞相周勃、大尉灌嬰等權臣的極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擠到地方，英年早逝。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所長 卜憲群：漢文帝沒有完全採納賈誼的建議，但是也並不是說沒有一點沒有吸收他的建議。他把淮南王還有齊王都進行了拆封，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削藩，徹底地撤掉這些諸侯，這是當時的形勢所逼，面臨的形勢所決定的，就是說當時還不具備（立即削藩）這樣的條件。”）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劉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組織撰寫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學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為主，他希望漢朝廷一直採取無為而治的政策，這樣諸侯國會有更大的自由。這種政治格局不僅使政府大量的納稅人口被剝奪，國家財政被嚴重侵蝕，而且使諸侯王國逐漸強大獨立傾向明顯，也使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時刻面臨著被分裂的威脅。
漢景帝時曾到伏生處學習《尚書》的晁錯已成為御史大夫，他強烈的意識到諸侯國對中央政權的威脅，明確的提出了削藩建議，並得到漢景帝的支援。不料由此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雖然被迅速平定，但漢王朝與諸侯國之間的矛盾仍然尖銳。儒家主張的積極有為、大一統的思想也與道家無為而治守舊因循的保守思想產生了激烈的交鋒。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員 孫曉：文帝的時候，它的確社會是變得很富有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會問題也出來了，那新出來的這些社會問題加上舊的一些辦法，與民休息這種辦法能不能解決，看來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那就需要一種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
這裡是山東桓臺縣田莊鎮轅固村，漢代儒者轅固生的家鄉。後人為紀念他修復五賢祠，立了塑像。漢景帝時轅固生因為傳習《詩經》被任命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與當時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與道家的黃生在景帝面前進行辯論，他們均以商湯和周武王為例，來闡釋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場爭論的主題表面上是前代的歷史往事，而實際上他們的態度直指當時的現實政治。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員 孫曉：黃生說這個社會不能再變了，不能去改革。但是轅固生認為這個社會一定要改革，兩個人就發生了爭論，而且爭論到最後就拿著帽子和鞋子作為一種比喻就牽扯出了湯武革命。”）
到漢武帝時在無為而治統治思想指導下的帝國政治已經出現了若干危機，積累的社會矛盾已成爆發趨勢，這使得漢王朝不得不對以往的治國理政觀念進行反思，也不得不採取相應的積極措施應對危機。在統治思想上逐漸擺脫黃老學說轉向積極有為的儒家學說，成為漢代統治者一個必然的選擇。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採納丞相衛綰的奏議，凡是學習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學說的人不得被推選做官，這意味著法家、縱橫家的思想被摒棄。
公元前136年，漢武帝下令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儒家的各門經學在官府中更加完備。一年後竇太后去世，漢武帝得以大張旗鼓地重用儒生，不過，面對社會上已經存在的種種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亂，單靠禮儀和零碎的思想已無法解決問題。漢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統的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他需要將此與自己的施政緊密聯絡，以此來制定全盤的國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誰有本事提供這樣的系統理念呢？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副研究員 宋豔萍：漢武帝這個人他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一個皇帝，而且他是主張積極進取的，他不滿於無為而治，因為儒學它是有大一統，還有君權神授這些思想更有利於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
河北景縣的大董故莊村，有一個千年的傳統，每逢小孩到了上學的年齡，都會來到村頭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這種方式祈福兒孫能像他們的先輩董子一樣，飽讀詩書，為社會做出貢獻。
董子即西漢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裡？從古至今都有不少爭議，但千百年來人們對董子的尊崇卻沒有改變過。
“《史記》載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董仲舒曾發憤閉門讀書，他的書房緊靠著奼紫嫣紅的花園，但因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窺園的佳話。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觀、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董仲舒是漢代經學的奠基人，儒學轉變為經學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成為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社會的主導思想，也成為今天的各大研究機構和學者探討儒家思想的內容和方向。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長 杜維明：從董仲舒看起來，特別在修《公羊春秋》一種微言大義要改變這個世界，為這個世界創造一個新的文明秩序，也就是說來自他對人性、人的生命的價值意義和社會的、長久的、持續的和諧，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這一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為主，但是刑也加在上面，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不能夠創造道德，還必須還要有德治。”）
杜維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談到了漢武帝如何採用儒學作為官方學說，對董仲舒思想有詳盡地分析。
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漢武帝迫不及待的下詔，徵求大道之要、治論之極，董仲舒馬上回應，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諮詢鞏固統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國家的政術和天人感應的問題，董仲舒則連答三章，直指當時社會的核心問題並提出根本的解決方案，這是一次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稱《天人三策》或《舉賢良對策》，它將徹底改變儒學的命運。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長 杜維明：像董仲舒那個時候，策是策問，皇帝有問題，問題就是天下大事，我們現在碰到大的問題，培養人才的問題、安全的問題、發展的問題，乃至人和天的關係的問題，這些大問題，那麼對策，它就對你這些大問題他提出迴應，所以，重要的是瞭解他說天是什麼意思？它有很深刻的內涵，而且內涵是道德的含義非常深刻的內涵，天有好生之德，天對老百姓講起來，我想跟老傳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一脈相承的地方。”）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響最重要的建議是，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六藝使讀書人必備的六種才能，他強調要用孔子儒學，統一天下的思想，漢武帝聽取後，將不治儒學《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優禮延攬數百位儒生，這便是對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影響至深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長 杜維明：董仲舒的意思是漢武帝你如果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個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這個思想儒家可以為你提供，所以你要培養出一批人才，也就說建議由這個皇帝的力量來推動儒學。”）
董仲舒還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學以教於國的主張，就是要透過國家辦學的方式，培養接受儒家經學教育的人才，使經學所倡導的政治理論更好的得以實踐。太學是中國古代的大學，太學之名始於西周，但真正作為官立學校蓬勃發展起來卻是始於漢武帝，也正是由此開始適應不同年齡的學堂也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地發展起來。誦讀儒家經典的朗朗讀書聲從各個學堂裡傳出，從古至今兩千年來不絕於耳。
漢朝將《易》、《詩》、《書》、《禮》、《春秋》五經確定為官學，傳習《五經》的學說，成為最正統的經學，成為漢代政治統治理論。到西漢末年，研究五經的學者逐漸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稱五經十四博士。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長 杜維明：儒家有它的道、有它的學、有它的政，在它的學術傳統中間，經學是它的核心，從董仲舒開始特別是《公羊春秋》也是一個實踐哲學。那麼你不透過對經的理解，不讀《大學》，不讀《中庸》，不讀四書，不讀五經，那對儒家的核心的價值，就它整個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思潮，不能夠進入它的核心。”）
有一位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儒生公孫弘，同樣得到了漢武帝的重用，公孫弘雖然是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確被破格提拔，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為丞相的經師。公孫弘的才幹以實用著稱，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顯的儒法合流的傾向，認為法不遠義、和不遠禮。他將董仲舒的建議付諸實施，向漢武帝建議建立學校制度，以儒家經典為太學教育的統一教材，開設經藝考試，為各級部門提供官吏人才，這就把經學與利祿之學聯絡起來，為經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員 孫曉：公孫弘功不可沒，儒學變成了經學，這樣它成為漢代意識形態具有支配意義的一種政治學說。當然他一定要培養自己的人才，從漢代朝廷中我們可以看到設五經博士，每個博士都要招很多弟子。”）
在漢代，經學的傳承十分講究，門派嚴格、傳承有序。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有：傳習《詩》的申培公、轅固生、韓嬰；傳習《書》的伏生；傳習《禮》的高堂生；傳習《易》的田何；傳習《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則是傳習《春秋》公羊學大師，無疑他是最有影響力的經學大師，講授儒家經書《公羊春秋》。漢代的經師大都一生專攻一經，即所謂皓首窮經。
這種執著的精神，樸拙的態度也是後代把漢學稱作樸學的原因。在西漢經師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東漢平民入仕的經師經過數代以後已成為世家豪族，經學被這些累世把持一種經典的大家族壟斷。這些家族不單在政治上把持權利，在經濟上成為豪門，而且還擁有統治思想和社會道德的話語權。儒學的創始人孔子擁有了聖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為重要活動。
經學也成為讖緯化的儒學，讖與緯作為神學預言在實質上沒有多大區別，漢代經學地位提高就產生了傍依、比附經義的緯書，用讖緯解經也就開啟了經學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門。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員 孫曉：比如說《春秋》，它有《春秋》緯；《書》它有《尚書》緯；《禮》它有禮的緯書各種各樣的，所以說這個緯書內容大多是放蕩不羈，有很多神話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中國原始神話，上古神話的一些內容。我們看到在經書中記載的孔子是很嚴肅的，很莊嚴的，但在緯書記載的孔子可能站在天門上拿著一把寶劍踩著祥雲，這就是緯書和經書的區別。”）
不過，兩漢經學最重要的特點是通經致用，他們廣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長以此豐富經學，並致力於王朝的治理，特別是武帝罷黜百家以後，經學家們通經致用的特長得到了更淋漓盡致的發揚。經學家用陰陽五行理論改造先秦儒學，創造出陰陽災異論藉以限制皇權，規範帝王行為，他們認為皇帝的行為符合天道，天會出現祥瑞予以褒揚，如不符合天道，天就會降下災異做出警示。
武帝晚年災異頻繁出現，武帝下的一道答覆輪臺屯田事宜的詔書，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內容，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儲存完整的皇帝的檢討書——罪己詔。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長 杜維明：儒家有它的批判的精神，它這個批判的精神就是對它所建構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饋系統，那麼天人關係是一個最難理解，也是一個最後的一個反饋系統，假如你這整個政局不能夠進入常軌，那天要受天譴，它先有這個警告你，先有災異，那麼如果你一直不受警告，那你的天命就會喪失了。”）
天子作為皇帝的專稱，就是這時經學家的一個創造，春秋“大一統”理論實際上也是漢代經學家們的一個建立，是經師們從儒家經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視、尊重，一統的意思是指天下諸侯皆統繫於天子，正如《漢書。王吉傳》所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這種以道統為核心的政治倫理強化了中央集權的權威，對兩千多年來中國及東亞社會的影響既巨且深。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員 孫曉：漢高祖把自己的這些功臣和自己這些的子弟都封為諸侯王，同樣他又分封了很多郡縣，由中央直接治理，並行的情況下這些諸侯國坐大以後它就出現它有一個想脫離中央集權的衝動或者這種需求。就說明當時這個社會它不是很統一，所以董仲舒講的大一統，整合整個社會的這種政治秩序，他提供一個自己的理論支撐。”）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禮義為主刑罰為輔的治國方針以後，漢代經學家創造出了另一個重要理論三綱五常。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雖然三綱五常聯用來自用宋代的朱熹，但是對這些觀念的論述漢儒已十分明晰，三綱五常是以規範秩序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兩千多年來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長 杜維明：董仲舒所提出來的這個三綱，它有強制性，強制性也就是為了秩序的安定，這個思想受到法家的影響。那麼它要維持一個秩序，它需要有一種綱領的觀念，那麼這個我相信在現代對於儒學進行反思的時候，這個上下的關係和君臣的關係、父子的關係、夫婦的關係都是核心的關係，都是綱。《白虎通義》就把三綱定為這個國家的基本的大經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後，包括到了今天，像陳寅恪、王國維先生都認為三綱六紀是中國最核心的價值。”）
綿延兩千多年三綱五常內化著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規範，溫文爾雅、謙恭禮讓的儒者成為了踐行三綱五常的典範，這不僅體現在他們的道德行為上，也體現在人們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顯然儒者是勤儉的，最能代表他們身份的儒士服幾乎沒有用綾羅綢緞製成的，麻棉更能彰顯他們的謙和醇厚和對名利的淡泊。儒者風範一直是我國古代文人學者最為推崇的一種人格傾向。
（詩禮春秋漢服 創始人 周應之：一個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沒有文化修養中的人，他很快會贏得尊重，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它歷來就對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但同時我們對於這個尊重是來自於哪裡？來自於我們骨子裡，對於真理的尊重，對於深刻思想的尊重。”）
經學雖然在武帝以後得到了蓬勃發展，但也並非一帆風順。漢代的經學又分為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今文經一般指用漢代隸書寫就被列為官學系統的儒家經書，然後從西漢末期開始，今文經學收到了古文經學的挑戰。古文經是指未得立於中央官學的或藏於皇家密室或流傳於民間的儒家經書，並以尊崇周公來壓制今文經，對孔子崇拜，這在某種程度上古文經的興起制止了今文經學，把經學神聖化的趨勢。到東漢後期今文經學、古文經學呈並列狀態。與此同時有識之士開始不再糾纏於爭論而是兼治今、古文經學，在融合中尋求發展。
在東漢後期，一位經學大師出現了，他就是鄭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經與古文經，遍注儒家經典，經學也就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顯然，儘管經學脫胎於儒學，但其文化淵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經。繫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所講的道理。經學從道家學說中化用了道德概念，道，被社會化和實用化，使無為變成無不為，與民休息變成了積極進取；經學借用了法家的國家學說，彌補了自身對君主權威與國家制度認知的缺失；經學從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與大同等理論用來為皇權的合理性進行辯護，用來作為對理想社會的設定，到了現在經學的某些理論還有其獨到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 研究員 孫曉：儒學和經學是有差別的，儒學它原來是一種社會學說和諸子百家這種學說是一致的，但是它被漢代政府採用以後它變成了一種政治學說，變成了一種經世治邦的一種學問，這就是儒學向經學的一種演化，經學不是完全照搬一些傳統儒學的一些東西，它吸收了百家學說的各自的一些優點，經學的內容比儒學要更為豐富。”）
漢代大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曾經批評儒家博而寡要，也許司馬談錯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點恰恰是其優點。儒家的博可以讓他像海綿一樣廣泛吸取各家所長，寡要即缺乏重點，這樣儒家便不會固步自封、抱殘守缺，而能與時俱進、發揚光大，也正因為此，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經學的影響是其他學說無法比擬的。取得獨尊地位的經學雖然有過神聖化、庸俗化的傾向，雖然也有誅心一樣的道德強制，但是它強烈的現實關懷、經世致用的特徵、自我批判的精神，彰顯了其學術流派的本質，並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
今天我們在孔廟禮祭拜孔子，我們的感覺與我們在其他宗教場所並不相同。我們面前的這尊經學家們雕塑的泥像很親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與他進行一場文化的對話。無論如何，這位先師與其他聖哲先師一樣，仍在滋潤著我們的文化，啟迪著我們的智慧，規範著我們的行為。
巫蠱之禍
公元前91年，漢王朝統治中心內部發生了一件傾動朝野的大事——巫蠱之禍。江充素與太子劉據不和，向漢武帝進讒言說，宮中有人用巫蠱術詛咒漢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徹底追查。巫蠱術是巫師透過詛咒、射木偶和毒蠱等方式，企圖使仇人罹禍的巫術，這在西漢時很流行，漢武帝對此也深信不疑，這給陰謀家興風作浪提供了機會。太子非常恐懼，他不甘心冤枉致死於是逮捕並殺死江充發兵自保，漢武帝聞訊大怒，派丞相率大軍討伐，激戰五日，太子兵敗逃出長安最終自殺。
巫蠱之禍發生在漢王朝的統治中心，被牽連殺害者多達數萬，影響所及動搖著漢帝國的根本。
後元二年（公元前87）二月，漢武帝劉徹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這位統治中國長達五十四年的雄主北擊匈奴、東並朝鮮、南誅百越、鑿空西域，使得漢王朝的疆土空前廣闊。然而在這個強大帝國的背後卻隱藏著重重危機，外患並未徹底根除，內亂接連不斷，全國多地頻繁爆發農民起義，大漢帝國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誰能夠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從而避免秦朝覆亡的悲劇，隨著漢武帝的黯然離世。大漢王朝迎來了它的另一個重要時期——昭宣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