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到自己寫《史記》的目的在於：“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句話被後來多次引用，並藉此來闡述《史記》一書的價值高深。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最近重讀《中國史學史》的秦漢部分，才對這三句話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我就結合自己的見解，將之寫下來。
一，究天人之際：探索合理的天人觀
天人關係，是中國古人在思想領域進行探索的一個問題。這裡的“天”並非是大自然的意思，因此這裡的天人關係也並非是人和自然的關係。商朝時期，“天”也就是“帝”，是世界萬物的主宰。因此，這裡的天帶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它具有神秘的力量。天的意志被稱為“天意”，天的行為法則被稱為“天道”、“天理”。
三代時期，中國人認為天帝主宰萬物，因此有了祭祀、占卜等迷信活動，由此也出現了“洩露天機”等詞彙。從周代以來，民本思想崛起，中國的主流思想從“尊天事鬼”變成了“尊天事人”，民本思潮出現。到了春秋時期，先進的思想家不太重視對“天道”的探究，而是重點探究人類和社會。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龜兆原意為占卜時龜甲受炙灼所呈現的坼裂之紋。
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家們並非否定天命，而是不去探究。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承認天命、天道的存在。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學說興起，天命學說又開始被重視起來。就連從不說天命的儒家也開始說天命，如荀子就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也就是強調國君要利用天命為自己服務。荀子的學說實際上就開啟了新儒學的先河。
董仲舒
漢朝時期，儒家開始大量吸收其他學派的學生，其中就包括陰陽學派的“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董仲舒就是這一種學說的繼承人，他的《春秋繁露》也就是讓天命為君權服務。司馬遷生活在這個時代，自然也會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司馬遷作為太史，具有記載歷史、觀測天象的職責，因而探究天人關係也是司馬遷的一大目標。
司馬遷的天人觀主要反應在《天官書》一文中，該文記載了當時的天文學知識，也在探究天人之間的關係。司馬遷未能擺脫占星術的影響，他認為天上和人間的確有對應的關係，並且認為天有法則，也就是“天命”，他說“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載大變……為國者比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這無疑是繼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天命觀。
但是，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他的嚴謹態度又使得不能完全相信所謂的天命，甚至某些時候也對天命表示懷疑。他諷刺秦皇漢武的求仙問藥、封禪祭祀，反對將人間的興亡都歸因於天，例如在《項羽本紀》中，他對項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評價到“豈不謬哉”。這樣說明，司馬遷雖然承認天命，認為天人之間有聯絡，但是也反對過分強調天意。他的思想還儲存著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思想那種較為樸素的精神。
二，通古今之變：探究歷史變化發展的規律
司馬遷寫的《史記》，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通史。司馬遷之所以要寫通史，就是為了探究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以及人在歷史發展的面前應該如何面對。在此之前，各大學派都在提出自己的看法。
比較保守的儒家認為“天不變道亦不變”，認為越古老的時代越美好，產生“復古”的思想。道家也不同樣懷念過去“小國寡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原始社會。法家則相反，認為社會的發展是不斷變化的，人應該主動變法以適應變化，商鞅曾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從戰國後期開始，儒家的荀子也接受了因時而變的思想。
儒家美化的禪讓制
司馬遷生活在三代到秦漢的大變革完成時期，能夠更清晰、全面地認識之間的發生的變化。例如貴族體制瓦解瓦解，官僚政治興起；分封制被郡縣制逐漸取代；禮治被法治取代等。為了突出時代的變化，司馬遷寫下了“十表”，其中《十二諸侯年表》主要表現春秋時期“周室衰微，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六國年表》表達從大分裂到大一統的變化；《秦楚之際月表》表現秦朝滅亡到漢朝興起的過渡；《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表現漢朝“諸侯廢立分削”，中央集權加強的變化。
司馬遷提出了“承弊通變”的命題，也就是有了社會出現了弊病，才會引起變化。因此，他認為主動的變革就是試圖除去過去的弊政。他肯定法家的變法圖行為，對商鞅和吳起的變法做了較為積極的評價。他認為秦朝滅亡，漢朝興起就是因為秦朝的弊病太深，需要漢朝來調節改變，所謂“故漢興，承弊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也”。
司馬遷還提出了一個“見盛觀衰”的法則，也就是一個事務發展到頂峰的時候，其弊端也開始顯露出來，從而逐漸衰落。在《平準書》中，他記載了漢朝“無為而治”帶來的繁榮，但是也看到了背後的危機，提出“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此後，漢武帝上臺，推行了“獨尊儒術”，開始實行大作為，改變了過去的弊端。但是司馬遷同樣看到了漢武帝時期出現種種弊端。
司馬遷對每個時代的興衰之因做出瞭解釋，給人以垂訓思想。當然，司馬遷處於西漢時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亂的迴圈歷史觀之中。他說“三王之道若迴圈，終而復始”“一質一文，始終之變也”。
三，成一家之言：綜合百家思想
我們對“一家之言”感覺有點誤解，因為經常有人評價我的文章“只是一家之言”。其實“一家之言”並非是自己的學問、意見。這裡的“一家”和“百家”相對。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百家爭鳴，各派思想家相互爭論，難分高下。到了秦漢時期，由於國家走向大一統，思想文化也出現了合流的局面，人們將大一統稱為“一”，這裡的“成一家之言”就是要讓文化符合大一統的趨勢，融合百家。
東漢太學講學畫磚像
戰國到西漢，百家思想的河流是非常明顯的，代表人就是荀子和董仲舒。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經寫下了《論六家要旨》，對各家思想進行綜合的評價，並且指出“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司馬遷繼承了父親的思想，對各家思想都綜合評價，吸收各家之長，融為一體，“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他讀書的範圍很廣，不僅涉及史書，還涉及五經、天文、地理、醫學、占卜等，這使得他有“博古通今”的實力。他還遊歷全國，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傾聽各個階層的聲音，擴寬了自己的眼界。
在《史記》中，司馬遷為大儒列傳，寫下了《儒林列傳》《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等，表達了自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欽佩之情。同時也為墨家、法家、陰陽家、兵家、文學家等列傳。司馬遷的“成一家之言”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都為試圖統一百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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