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山裡耶秦簡見證,福山說秦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所言不虛

導讀:福山,日裔美籍學者,早年因鼓吹“歷史的終結”而聞名於世。從人類歷史來看,國家構建是最重要的命題之一,因軟弱渙散生成的失敗國家已成為當今世界許多嚴重問題的根源。福山在其後來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中,把中國作為國家建構的原型,並追問為何其他文明沒能複製這一模式。他認為中國秦朝獨自創造了韋伯意義上的現代國家,即中國成功地發展出了一箇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廣大的疆域與人口。

龍山裡耶秦簡見證,福山說秦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所言不虛

弗朗西斯·福山及其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

戰國三百年,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劇烈的社會大變革,開始從早期宗法分封制國家向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轉型。變法的星火以燎原之勢在各國蔓延開來。著名的商鞅變法第一階段以顯性的獎勵耕戰這一激勵機制為中心展開,我們耳熟能詳。但商鞅變法第二階段的重大隱性制度創新,即以建構標準化高效能行政能力的政治體制建設卻往往為我們所忽視,至少是認識不足。否則,社會上全面否認“暴秦”的聲音又怎會不絕於耳呢?

湖南省龍山縣裡耶,是一座位於湘西大山深處的土家族小鎮,千百年來鮮為人知。然而,2002年,這裡的一個考古發現卻震驚了世界。在古城江邊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三萬餘枚簡牘,其內容主要是秦統一前後的行政管理文書。透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瞭解到一個小城的政府機關是如何依照秦國的標準化制度嚴密而有效地運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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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耶秦簡博物館,位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裡耶鎮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 年),商鞅提議將國都從渭水上游的雍(今陝西鳳翔西南) 遷到咸陽。咸陽位於灃水和渭水交匯之處,“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東西交通的重要通衢。秦遷都於此,志在向東擴張。

商鞅以遷都為契機,啟動了第二次變法。他將原本分散的小鄉、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當的規模編制在一起,設立地方行政組織——縣。全國共設定四十一縣,一種說法是三十一縣。縣設縣令,掌管一縣行政,縣尉掌管軍事。

春秋時期,各國相繼設縣。最初縣主要設於邊境,特別是新徵服地區。雖然都稱作縣,但各國縣的性質不同。晉國、吳國的縣仍是大夫的采邑,實行世襲貴族統治。楚國和秦國的縣則由國君派出官吏進行管理,不世襲。這種採取官僚制進行統治、直接聽命於國君的新型地方行政組織,顯然不同於宗法分封制,並從內部瓦解和顛覆著宗法分封制。

春秋後期開始出現了兩個趨勢:一方面縣制逐漸推廣到內地,一方面第二種形式即由君主任命官僚進行管理的縣逐漸增多。而商鞅推行的就是第二種形式的縣,它標誌著秦國最早完成了從宗法分封制國家向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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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研究》

縣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有利於秦國將全部力量匯聚在一起,從而使從前弱小落後的秦國在戰國爭雄中脫穎而出。這種政治制度即使在當時整個世界而言,也堪稱一項創舉。英國曆史學家

湯因比

高度評價商鞅推廣縣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將其稱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認為這是秦國國力日強,並最終打敗群雄,建立中華一統帝國的根本原因。

此後兩年中,商鞅進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所必備的

標準化

工作。第一,“為田開阡陌”,即擴大畝積,將原來長一百步、寬一步的小畝制,改為長二百四十步的大畝制,以適應日益增長的農業生產率。第二,“初為賦”,開徵人頭稅。另外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即統一度量衡。

標準化的制度,使秦國的官僚機制高效地運轉。《商君書· 定分篇》記載:“官吏和百姓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令的具體內容時,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須明確回答他們的問題,而且要在一個一尺六寸長的符信上寫明年、月、日、時以及所問法令的內容,並予以宣告。如果不宣告,就按此條法令所列罪狀來懲罰主管法令的官吏。”種種規定,就是讓各級官吏必須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讓民眾瞭解法令而不敢觸犯,也使各級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對待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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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標準化的適合大兵團作戰的虎狼之師

湖南龍山裡耶秦簡博物館館長

彭成剛

認為:

這些竹簡資料反映出,秦對官員的考核非常嚴密詳細,類似我們現在實行的績效考核。在實施過程當中,如果對你的工作業績考核不合格,到年底,俸祿會降級; 如果考核為優,那所有待遇,包括俸祿、飲食和家庭的待遇都會有相應的提高。此外,我們現在坐飛機要手持身份證,要對相貌進行核對,兩千多年前的秦朝也有這方面的制度,即出行要有通關憑證,上面記載了年齡、姓名、相貌、爵位,可以進行精確核對。

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大國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國從地方官員到普通百姓,如同一個個齒輪般嚴密而精確地執行在整個國家機器中。依靠這套嚴密的行政制度,統治者引領著秦國這架戰車隆隆啟動,此時的秦國已經是全民皆兵,迅速建立起列國中最有戰鬥力的虎狼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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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天空中的秦始皇

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是因為它最早開始了“

國家建構

”程序。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

查爾斯·蒂利

(Charles Tilly,1929-2008年)所說的“

戰爭製造國家

”,中國是最早最經典的例證:

春秋戰國時期的幾百年征戰,給當時的各地君主帶去“國家建構”壓力——唯有那些能夠最大程度軍事動員、控制和管理生產以及汲取社會資源的政權能夠“適者生存”。於是,集權最成功的秦國“脫穎而出”,並在征服其他國家後將這一“秦國模式”推廣到整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