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在明朝皇帝中,嘉靖皇帝是集多種矛盾於一身的最有故事的一個帝王,很值得細說,下面將對嘉靖皇帝進行較全面地闡述和評價!

嘉靖帝朱厚熜原本是沒有繼位的資格的,但他當上皇帝之後,卻幹得相當不錯。

他是藩王的兒子,他在離京城很遠的湖廣安陸州(今鍾祥市)興王府出生,是明孝宗朱祐樘之侄、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之堂弟,原本,皇位與他是八竿子都打不著的。可是,因明武宗朱厚照無子嗣,朱厚照的生母張太后與內閣首輔楊廷和便從皇室近支中選中了朱厚熜來繼承皇位,朱厚熜因此而有了機會當皇帝,而且,他還當得比之前的幾位皇帝更出色,他權術高明,即位後推行“嘉靖新政”,政績顯著,可是,在後來,他卻崇道修仙,怠政腐敗,內憂外患,還差點兒被宮女勒死。

其實,在嘉靖帝臨繼位時,就開始不平靜了,發生了“大禮議”之爭。

他原為地方藩王,卻入主皇位,因而引起關於小宗入主大宗問題的大爭論,他與使朝臣因皇統之爭而展開了角逐,掀起了明史上第二次小宗入主大宗的政壇波瀾。

嘉靖帝深諳帝王之術,他在即位之初,便英明威武,嚴以馭官,掌控皇權達到了超一流水平,而在中後期,他卻又迷信方術、崇道煉丹,長期不上朝,造成了朝政腐敗,最終激起民變。

嘉靖帝是玩弄帝王權術的高手,他一次次撤換內閣首輔,利用制衡之術來強化皇權。

他透過“大禮儀”之爭為其父母爭名號,並打擊文官勢力,迅速擺脫權臣楊廷和等的制約,可是,在後期,他卻又因修道煉丹,疏於朝政,讓嚴嵩專權擅政,敗壞了朝局。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朱厚熜

嘉靖皇帝酷愛養貓,他溺愛貓到了很離譜的程度。

他養了一隻叫“霜眉”的捲毛貓,那貓身青眉白,嘉靖帝出行時,讓貓當前導;他睡覺時,讓貓陪睡著;“霜眉”死了,他令大臣寫祭文,禮侍學士袁煒在祭文中頌貓為“化獅成龍”,世宗十分滿意,立即提拔袁煒為禮部尚書,補入內閣;明世宗痛心“霜眉”之死,下令將其葬在萬歲山北麓,題碑為“虯龍冢”。

嘉靖帝是一位狡黠敏感的皇帝,他像貓一樣多疑警惕,大臣上奏時,常常心驚膽顫。

比如,嘉靖帝晚年時,太醫院使徐偉欲為其診脈,見嘉靖帝龍袍拖於地,不敢接近,嘉靖帝問其故,徐偉稱皇上龍袍拖地,不敢靠進。嘉靖帝隨即收其龍袍,讓徐偉診脈。診畢,嘉靖帝立即寫一手詔,告知大臣曰:“偉頃呼地上,具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一聽,嚇得直冒冷汗,慶幸自己撿回一條命。再如,嘉靖年間,蒙古軍經常入侵,嘉靖帝因而厭惡“夷狄”字眼,高拱在會試出題時有“綏之斯來”“其死也哀”之句,並有兩處提到“夷”字,嘉靖帝一見,龍顏大怒,欲嚴懲高拱,幸有徐階為高拱辯護,方才作罷。

嘉靖帝性格很矛盾,其政治經歷也曲折矛盾,而且,後人對他政治成果的評價也是很矛盾的。

大禮議之爭,為父母爭名號,藉機掌控朝權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日,明武宗朱厚照駕崩,這位遭遇了寧王朱宸濠奪位造反、喜歡在“豹房”裡嬉戲玩樂的皇帝,在活了三十一個年頭之後,在“豹房”了去世了。他在世時,寵信劉瑾等八位宦官,荒嬉無度,玩過了頭,而沒有能留下子嗣,因而就沒有親皇子繼位,首輔楊廷和在他彌留之際,與武宗的生母張太后商議,依照《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的原則,在皇室近支中遴選繼承人,隨後便選中了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為儲君。於是,在武宗逝世前五天,楊廷和等以皇帝的名義頒佈敕令,令朱厚熜縮短為其父朱祐杬服喪的時間,承襲興獻王爵位。武宗駕崩後的當日,楊廷和讓司禮監請太后懿旨,正式頒發詔令,宣佈朱厚熜為皇位繼承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朝廷遣太監谷大用、韋彬、張錦,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等,奉內閣擬定的明武宗遺詔,前往安陸興王府府邸,恭迎皇位繼承人朱厚熜。朱厚熜以興王身份接見了朝廷派來的使團,並接受了太后的詔書。隨後,在興王府接受諸臣行尊君大禮。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朱厚熜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隨使團向京師進發。朱厚熜及使團一行人到達北京城外的良鄉時,便發生了關於“大禮議”的論爭,即關於“明世宗時追尊皇考典禮”的廷議之爭。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毛澄

禮部尚書毛澄根據內閣首輔楊廷和的授意,建議朱厚熜尊孝宗為皇考,以皇太子的身份準備即位儀式,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毛澄援引北宋程頤議濮王禮之先例向朱厚熜進言,力勸朱厚熜接受皇太子的繼位禮儀。但是,朱厚熜堅決不接受,他對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此時,內閣首輔楊廷和率閣臣再次請求朱厚熜聽從禮臣建議,以皇太子繼位之禮,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以便擇日正式登基,朱厚熜依然不同意。雙方互不妥協,最後,皇太后張氏出面,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隨即在奉天殿即位。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

關於“大禮議”的首次較量,朱厚熜獲得了勝利。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二十七日,年僅十五歲的朱厚熜正式即皇帝位,是為明世宗,次年改元嘉靖。不久,明世宗令群臣議定明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

明世宗下令群臣議定明武宗的諡號及世宗生父的主祀及封號。由此而引起了關於“大禮議”的第二次爭論。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為首的武宗朝的舊臣們,援引漢朝定陶恭王劉康(漢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趙允讓(宋英宗生父)之先例,認定明世宗是由小宗入繼大宗,理應尊奉正統,以明孝宗為皇考,承認孝宗是宗法意義上的父皇,而興獻王朱祐杬必須改稱為“皇叔考興獻大王”,世宗的母妃蔣氏應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應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此外,須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

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六十餘人將此建議上奏世宗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毛澄等大臣上奏的建議,明世宗堅決不接受,他採取了一些策略,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試圖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他們改變主意,但兩位重臣不為所動。明世宗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皆被楊廷和和毛澄等大臣封還。此時,毛澄提出了一種修正建議,認為將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代替朱厚炫成為興王,以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對此修正方案,世宗仍不接受,爭執仍持續著。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張璁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明世宗有了有力的支持者。新科進士張璁上疏,主張明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他認為 ,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已過繼給漢成帝、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 。張璁建議明世宗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建立興獻王廟。明世宗見張璁奏章,龍顏大悅,稱:“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新科進士張璁的奏章獲得了和計擒劉瑾的戶部尚書楊一清和平定寧王之亂的王陽明的讚賞。

然而,張璁畢竟只是新科進士,勢單力薄,沒有能改變楊廷和毛澄的主張,明世宗也只好暫時妥協,以退為進。他暫時不論他生父的主祀及封號問題,轉而堅持以皇太后之禮來奉迎他生母蔣妃入京。然而,這仍遭到楊廷等人的反對,朱厚熜聽到反對意見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去帝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等無奈,只好作出讓步。因而,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世宗以皇太后之盛禮奉迎他母親入皇宮。當時,湖廣總督席書也草擬奏疏,支援張璁等的主張,認為興獻帝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上疏主張“繼統不繼嗣”,可惜,這兩封奏疏皆沒有能上達天聽

。這一次“大禮議”較量,明世宗以皇太后之禮迎他母親入宮,算是基本獲勝。

此後,關於“大禮議”又發生了第三次論爭。張璁被貶至南京任刑部主事,他與同僚桂萼又再次上疏重提“繼統不繼嗣”的主張,明世宗得悉之後,下旨詔兩人入京,而朝中“繼嗣派”設謀欲暗殺張璁與桂萼,明世宗得知後,索性封他們兩人為翰林學士,專司禮儀之事。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明世宗召叢集臣集議“繼統”之事,楊廷和見明世宗意在變更前議,便上疏請求致仕,以此來脅迫世宗,但此時的明世宗已非彼時的朱厚熜,他已穩執皇權,他對楊廷和這位倚老賣老首輔的跋扈行為十分厭惡,於是,他便順水推舟,批准楊廷和致仕歸故里,排除了一位礙手礙腳的權臣。

可是,禮部尚書汪俊卻不甘失敗,他聯絡一些大臣,集體諫諍,乘主事侯廷訓據宗法作《大禮辨》之機,與吏部尚書喬宇等率領近兩百五十人,一起上奏,反對明世宗以興獻王為皇考。明世宗十分不悅,下令召集更多朝臣參與議論。然而,給事中張翀率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也率三十餘人,鄒守益等人附和,持反對“繼統”主張,狀元唐皋上疏說:“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表面上是調停,實即傾向於反對“繼統”主張。明世宗十分震怒,斥責進言之臣,將其罰俸甚或罷黜。

最後,禮部尚書汪俊等只好作出妥協,建議:“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備尊稱。”明世宗也作出妥協,於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勉強接受稱父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稱其母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后,尊孝宗皇后為“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尊明武宗皇后為莊肅皇后(孝靜毅皇后)。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朱祐樘

此次世宗勉強同意在其父母封號上加“本生”二字,實即只承認朱祐杬、蔣妃為嘉靖帝的父母(而不改稱叔父、叔母),而在宗法上,要稱孝宗為“皇考”,稱張太后為“母后”,這等於是承認了朱厚熜被過繼到了孝宗名下。這一次較量,朱厚熜是妥協多於抗爭。

可是,嘉靖

並不甘心,於同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他詔諭禮部,定於十四日為其親生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此舉讓群臣譁然。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導眾人極力反對,楊廷和之子、狀元楊慎也堅持反對,堅守節操大義而死;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在金水橋南攔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等又號召群臣堅決反對,於是,有兩百餘位朝廷大臣在左順門跪請世宗改變祭祖旨意。明世宗在文華殿裡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命太監傳諭大臣們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欲迫使明世宗屈服。朱厚熜十分震怒,令錦衣衛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而這卻令群臣更加氣憤,在左順門前擂門大哭。朱厚熜堅決不向群臣妥協,下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將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為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廷杖致死者達十六人。

最後,君臣鬥不過皇帝,緘口不再反對儀禮。關於“大禮議”的延續三年的論爭,以朱厚熜獲全勝告終。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獻皇帝神主奉安於奉先殿東室觀德殿,上尊號“皇考恭穆獻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稱“聖母章聖皇太后”,九月改稱明孝宗皇帝為“皇伯考”,改稱張太后為“皇伯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獻皇帝神主供入太廟,“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但排序在明武宗之上。

總之,“大禮議”之爭不僅僅是禮儀之爭,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較量,是明朝嘉靖年間新舊政治勢力的角逐,當皇權由明武宗轉向明世宗之時,世宗透過“大禮議”擊敗了前朝老臣楊廷和等,徹底掌控了皇權。其實,楊廷和等堅持“大宗”傳統,也獲得了世宗的敬重,而明世宗堅持“繼統不繼嗣”也沒有錯,只是權力鬥爭的需要,使世宗必須以強權高壓反對他的眾臣,以便掌控朝權。只可惜,那些諍諫的大臣,下場可就慘了。朱厚熜在”大禮議“中獲勝,使他戰勝了文官中的老臣集團,得以強化皇權,然而,這也堵塞了忠臣的諫言,使嘉靖帝越來越專制,致使他統治的中後期,朝政腐敗,迷信方士,尊崇道教,怠政嚴重,政風日下。

推行“嘉靖新政”,力革時弊,政績斐然

明世宗朱厚熜繼位之後,透過“大禮議”建立起威望,並擊敗了楊廷和等老臣,釐清明武宗在位後期的一系列弊政,重新錄用正德年間因為直言進諫而獲罪被免的大臣,防止宦官專權,革除弊政,推行新政,使政治上出現了清明的態勢,取得了顯著的政績。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朱厚照

首先,明世宗接受了正德朝的教訓,裁抑司禮監的權力,撤廢鎮守太監,對宦官嚴加管束,嚴分廠衛與法司職權。

明世宗繼位之後,便撤回在全國各地鎮守的內臣,後來,也基本沒有再設,這限制了宦官對地方的干政行為;世宗對於犯罪的宦官,絕不輕饒,常常將其鞭撻至死,陳屍示戒,使宮中宦官不再敢肆意妄為。

此外,世宗即位不久,即殺了明武宗的兩位義子,即先後陪武宗在“豹房”裡嬉玩的錢寧和江彬。錢寧曾依附劉瑾,後見愛於朱厚照,被收為義子,賜國姓,曾為錦衣衛指揮使,掌覽鎮撫司,錢寧自稱“皇庶子”,他還引薦樂工臧賢、回回人於永以及幾個番僧給武宗,陪武宗在“豹房”玩樂,興建寺廟等,明世宗即位後不久,將錢寧處以磔刑,將其養子錢傑等十一人處斬,只留年少的兒子錢永安,錢寧的妻妾被髮給功臣家為奴。

此外,江彬是接替錢寧的另一位陪武宗在“豹房”玩樂的左都督,他亦被賜姓朱,江彬常為武宗物色民間美女,充斥其中,供皇帝淫樂,甚至將大臣懷孕的美妻弄到“豹房”,後來,江彬被皇太后抓了,世宗即位後,將江彬處以磔刑。世宗碟殺了錢寧、江彬,釋放內苑的珍禽異獸,清除了“豹房”,這些舉動使世宗威望大增,並遏制了內臣對於廠、衛的控制,是朝政清明的體現。

其次,明世宗繼位後勤於政務,整頓朝綱,推行新政。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夏言

明世宗重用張璁、夏言等新臣,著力於恢復和加強中央集權,推行了鼓勵官員勤政的措施,使朝政為之一新。其一,明世宗整頓朝儀,務實對待朝臣。比如,有御史彈劾某官員在奏事時咳嗽失儀,世宗卻認為,官員咳嗽非故意,不予追究。而同時,他又強調禁肅朝儀,廷臣若在廷議時故意失態的,必嚴加追究。對一些有助於嚴肅宮廷氣氛的細節,世宗也十分重視,比如,他不準朝臣在禁城內吐痰等。其二,明世宗注重以人品和才幹來選拔官員,他多次降旨,派兩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撫按官員詢訪各地賢才,讓才識優異、堪當重任的,可不拘資格,舉薦錄用。其三,明世宗對外戚世襲封爵制度進行變革。明朝自仁宗洪熙開始,便封賜外戚,其爵位大多世襲,致使外戚出現很多權貴,明世宗下旨,令已封爵的貴戚只令其一人終身,其子孫不得再承襲爵位,今後皇親、駙馬等都不得再請求冊封爵位。世宗的這一政策,後來成為明之永制,就連世宗之母蔣太后的孃家及陳皇后的孃家亦不準承襲世爵。這是防止外戚干政的重要措施。

再次,明世宗在經濟上,嚴格杜絕貪贓枉法,改革賦稅制度,振興經濟。

針對明朝從弘治到正德年間土地失額的嚴重狀況,明世宗下令勘查皇莊和勳戚莊園,有侵佔民田的,令其還田於民。再者,明世宗在一些重要的產糧地區實行了不同程度的賦役制度改革,減免賦稅。他還批准了桂萼所創設的將稅糧與徭役各審定交銀而統一徵收的政策,簡化了收稅的手續。此外,明世宗還親自到南郊耕田勵農,並讓皇后親自到北郊養蠶,還舉行了盛大農耕儀式,鼓勵農民耕作。

此外,明世宗在文化教育上著力整肅科舉制度,改善選拔人才的機制。

明世宗根據張璁上奏的應試文體不正和主考官不得其人的兩大弊端,他批准了張璁提出的科舉改革對策:其一,要求考試文體務必平實爾雅,裁約糾正,說理要極盡事物之理,議事要通曉經濟天下之道。其二,各省鄉試主考官應訪查舉薦翰林、科道、部屬等有學之士的人品,並派二人為考官;在兩京鄉試時,除命題主考官外,還增添京官兩三人作為分考,以彌補主考之所不及。其三,嚴敕各御史一同參加考試選拔,以確保所選皆是真才實學之士,遏制私薦風氣。

利用閣臣紛爭,強化專制,牢牢掌控朝權

嘉靖皇帝是權力鬥爭的頂級高手,在嘉靖一朝,明朝的權力鬥爭達到了頂峰狀態,而權鬥高手朱厚熜常常既“拉”又“打”,充分利用制衡關係,讓自己能強化專制,穩穩地掌控著朝中大權。

在嘉靖朝,文官集團各派勢力的領頭人都鬥不過朱厚熜,明世宗是明王朝深諳帝王權術的高手。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桂萼

正德十六年(1521年),進士張璁為避御諱,被明世宗賜名為“孚敬”,他和桂萼等利用支援世宗朱厚熜給他親生父母上尊號的機會,在“大禮議”時獲得世宗的提拔,進入明廷文官集團的核心。張璁三度位居首輔之位,他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而朱厚熜利用張璁等新朝臣,即能堅持他為其父母上尊號的主張,又能讓他們來打擊和取代楊廷和等老臣,以達到其鞏固皇權的帝王策略。

從楊廷和被貶職回鄉之後,嘉靖朝便開始了內閣首輔頻繁換人的局面,內閣首輔像走馬燈一樣頻繁更替,在十年多的時間內,內閣首輔換了七八任,而朱厚熜卻以此來牢牢掌控皇權。

明初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自永樂朝開始,內閣成了朝廷的治政中樞,而首輔成了閣臣的首揆,其實,首輔成了準宰相。首輔更替頻繁,一方面表明政局顛簸不定,朝中大臣權鬥激烈,權臣著力於爭權,根本無心於治理朝政;另一方面,朝臣的爭鬥讓明世宗能利用牽制機制來強化皇權,避免大權旁落,而朱厚熜卻在他統治的中後期,專注於利用帝王權術,控制權臣,以便他崇道修仙,從而能怠政閒居。

世宗皇帝牢牢掌控皇權,這使得朝中大臣必須迎合他的興趣,才能升遷,閣臣想成為首輔,都必須奉迎世宗,而張璁之後的夏言(1482

——1548

),就是善於揣摩嘉靖帝興趣的一位大臣,他心知世宗想整肅祭禮,於是,便上疏迎合皇帝,提出分別祭祀天地,這讓嘉靖十分高興。他讓夏言這位當時還是吏科都給事中的朝臣成為他祭禮的代言人,負責修建祭壇,編纂禮儀文獻,宣講禮儀新策等。夏言還利用撰寫四六體駢文(即青詞)來迎合皇帝。夏言是瀟灑俊才,能言善辯,且能屈能伸,他靠奉迎英宗而不斷升遷,登上了內閣首輔。

夏言執掌內閣之後,因權勢大了便開始自滿,他不像原來那麼謹慎,連寫青詞時也不那麼用心了,有時竟寫了錯字。這讓嘉靖皇帝感到,夏言掌大權開始變得飄飄然,不再將他這位皇帝放在眼裡了。於是,嘉靖帝便利用夏言的一些失誤,罷去夏言的首輔之職,而當夏言變得又能奉迎嘉靖帝時,嘉靖帝又恢復他的首輔之職。但是,嘉靖帝不喜歡讓權臣在首輔位置上待太久,他開始提拔新臣,此時,另一位青詞寫得很好的大臣進入了嘉靖帝的法眼,這就是後來權力熏天的嚴嵩。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嚴嵩

嚴嵩(1480

——

1567

)是夏言的江西老鄉,比夏言大兩歲,中進士也比夏言早六年,可是,在官場上,夏言卻是老資格的內閣首輔,而嚴嵩是後起者。夏言在首輔位置上已經落而又起,嚴嵩才從南京翰林院轉至到北京翰林院,經夏言的推薦,嚴嵩得以當上了禮部尚書。嚴嵩上任後,盡責盡力,聯合群臣,上奏皇帝改革禮儀,想有一番作為,但他的改革方案卻讓皇帝不悅,此時,嚴嵩才轉而學會了奉承,並逐步取悅皇帝。而嘉靖相中了青詞寫得好的翰林院出身的禮部尚書嚴嵩,這喚起了嚴嵩的權力慾,他開始在內心深處不買夏言的賬,野心膨脹了。

夏言表面上對嚴嵩畢恭畢敬,顯得很尊敬的樣子,而背地裡他卻開始耍陰招,他盯住了夏言的首輔之位。他暗中指使朝中諫臣,開始誣告和彈劾夏言,讓嘉靖帝對夏言不信任,其實,嘉靖帝已開始對夏言長期執掌內閣產生警惕之心,諫臣對夏言的彈劾,正是嘉靖帝所樂意看到的。

接著,嚴嵩開始拉攏和賄賂皇帝身邊的親信,比如,秘密結交嘉靖帝寵幸的方士陶仲文,放出風聲,要扳倒夏言。此事被夏言知道後,夏言非常氣憤,立即指使諫臣彈劾嚴嵩。

其實,嚴嵩已經摸準了嘉靖帝的心思,知道嘉靖帝已經對夏言有警惕之心了,於是,嚴嵩抓住機會,奏告夏言打擊大臣,專權霸道。嘉靖帝聽了,更討厭夏言了,於是,嘉靖帝下旨訓斥夏言,說夏言將朝廷的言官變成了他的代言人,並指責夏言在嘉靖帝不上朝時,他也不入閣處理政事,常私自在府中處理軍國大事,並將皇帝的私密話當兒戲,隨意傳播出去。

嘉靖帝的申斥,把夏言嚇得不輕,他急忙以退為進,上疏請求致仕,但是,嘉靖帝感到時機還不成熟,他還沒有確定接替人選,因而暫時將夏言的奏章擱置起來。

嚴嵩與夏言公開為敵,他很擔心夏言繼續留任,於是,他乘出現日食之時,買通欽天監,上奏有人要冒犯皇權。嘉靖帝很迷信,仔細一想,認為是夏言,於是,嘉靖帝批准了夏言的致仕報告,令其辭掉首輔之職。如此一來,嚴嵩得以進入內閣,兩年後,嚴嵩當上內閣首輔。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嚴世蕃

可是,嘉靖帝是不會讓一位內閣首輔當太久的,在嚴嵩出任首輔一年後,嘉靖

突然將賦閒在家的夏言又召回來擔任首輔,讓嚴嵩任次輔。夏言又執掌內閣大權了,他決定嚴懲嚴嵩之子嚴世蕃,以此來警告嚴嵩,嚇得嚴嵩急忙登門求饒,夏言心軟,放了嚴氏父子一馬。

然而,嚴嵩不但不報恩思過,反而伺機反撲,他利用夏言支援兵部侍郎、總督陝西軍務曾銑的機會,指使言官誣告夏言收受曾銑的賄賂,有勾結邊疆重臣之嫌。嚴嵩這一招太毒了,他心知嘉靖帝忌諱的是掌兵權的武將與內閣大臣聯手來架空皇帝,因此,嘉靖帝一見言官奏章,便認為夏言是“欺君脅眾”,他下令逮捕曾銑等,並派錦衣衛逮捕夏言。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夏言申訴,稱是嚴嵩誣告他和曾銑,世宗不聽,下旨處死夏言。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為夏言求情,請求免除夏言的死刑,世宗不接受,於十一月,將夏言斬首於西市。

其實,喻茂堅等並不瞭解世宗,世宗不是怕錯殺忠臣,而是他必須殺了夏言,不管夏言是忠臣還是奸臣,對於世宗來說,夏言在首輔的位置上待久了,不能留了,此時,為了皇權專制,夏言只能死。

夏言被斬首後,嚴嵩坐穩了首輔之位,他在此位置上待了十五年,是嘉靖朝任期時間最長的首輔。嚴嵩算是運氣比較好的,他任首輔時,嘉靖帝正沉迷於崇道修仙之時,而在十幾年的時間內,朝政大權由嚴嵩掌控,嚴嵩在內閣忙著擅政斂財,而嘉靖帝卻躲在深宮,煉丹養生,淫樂補陽,怠於朝政。

可是,如果因此而認為嘉靖帝放權,那就大錯特錯了,嘉靖帝只是將大型廷議改為成小型臨時小會,他仍然在宮中批閱奏章,史書稱:“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

在嘉靖朝,沒有任何一位首輔能竊弄權柄,包括嚴嵩在內,嘉靖帝對嚴嵩依然是不放心的。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徐階

嘉靖四十年(1561年),明世宗居住的永壽宮突然發生火災,明世宗暫時住進了玉熙殿,但是,玉熙殿太小,因而明世宗想營建新宮殿,他讓嚴嵩提建議,嚴嵩以南宮是明英宗的居住之所為名,奏請世宗到南宮居住,而明世宗很不樂意,世宗感到,嚴嵩開始不順他的意了。此後,世宗轉而問閣臣徐階,徐階奏請重修永壽宮,並請求讓他主持建造工程,世宗准奏。此後,徐階因迎合聖意,加封為少師,兼支尚書俸,而嚴嵩漸漸被冷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鄒應龍告發嚴嵩父子犯諸多罪行,明世宗隨即下令逮捕嚴世蕃,並勒令嚴嵩退休,徐階便取代嚴嵩為首輔。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嚴世蕃被殺,嚴嵩徹底失勢。嘉靖帝又有了一位新的內閣首輔,繼續玩轉他的權力制衡之術。

崇道修仙,內憂外患,埋下了明朝衰亡的禍根

明世宗執政中期,朝政日漸腐化,由於明世宗前期勤政革弊,推行“嘉靖新政”,使明朝社會比較安定,可是,長時間的安寧,使明世宗逐步變得懶散了,朝政也日益腐化,在他執政的中晚期,出現了種種腐敗現象。

首先,明世宗濫用民力,大肆興建宮、廟,致使國庫損耗嚴重。

世宗除了興建地壇、日壇、月壇之外,還為滿足他寵通道教的需要,在皇城內大規模營造道教宮觀,耗費了大筆銀兩。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又利用元大都土城遺址,環繞京城修築外郭城,最初規劃外城長七十里,東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擬設城門十一座、敵臺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門外和通惠河設定水閘兩處,其他低窪地帶設定水關八處。後來,由於工期浩大,改為先修築南面,將正陽門外的大片繁華市區包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增築外城各城門的甕城。這皆是濫用民力興建。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朱厚熜

其次,明世宗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怠政而又專權,致使朝政腐敗。

明世宗雖然在“大禮議”中獲勝了,但是,他還想借助於道教來神化他自己。他逐漸迷信方士、尊崇道教,並很用心地在尋找長生不老之術,他寵信方士、道士,想讓他們幫助他實現長生不死的夢想。世宗是這一強烈願望常常被佞臣們作為迎合和奉承他的手段而加以利用。甚至有一些奸佞之人,不惜以詐騙之術來欺瞞世宗。而世宗樂此不疲,幾乎每年都修設齋醮,多次建道觀,耗費巨大。

明世宗崇通道教,壓制佛教,對齋醮方術十分迷信,他不但採取各種儀式來神化自己,而且,他還為他的父母加封道號。他封其父為“三天金闋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封其母為“三天金闋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而嘉靖帝自號為“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來,又加號為“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後來,又加號為“太上大羅天仙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嘉靖帝是明朝最喜歡加封自己道號的很奇異的皇帝。

此外,嘉靖帝還設齋醮,祈雨雪、禳旱澇、祛病災,著力想求嗣延年,甚至在抗倭御虜時也舉行齋醮。他還賜給入直大臣道教冠服,令百官齋醮,派御史糾儀,派親信察督不虔者。

而一些道士,如邵元節,因祈禳祓除而獲寵幸,長居京師,累獲加封受賞,拜為禮部尚書,賜一品文官服,給一品俸祿,嘉靖帝還賜予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貂裘等。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楊最

更有甚者,對於影響他崇道修仙的大臣,他嚴加懲罰,比如,嘉靖十九年(1540年),太僕卿楊最以諫監國議且直言求仙之荒謬,被嘉靖帝下旨杖死。這造成了朝中大臣的諂媚風氣,而直諫之風再難見到。

嘉靖帝寵信方術到了十分離譜的程度。為求長命,他不但苦煉不老神丹,還大量徵召13、14歲的宮女,以採集她們的處女經血,煉製丹藥,而且,為保持宮女們潔淨,令她們經期內不得進食,只能吃桑葉、喝露水,嘉靖帝多疑暴戾、喜怒無常,經常鞭打宮女,致使宮女們忍無可忍,終於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發動了“壬寅宮變”,以楊金英為首的十數名宮女乘著嘉靖帝熟睡之際,用黃綾布套住嘉靖帝的脖子,欲將其勒死,只因打了死結,嘉靖帝得以逃命,但也被宮女們用釵、簪等刺傷了。後因一宮女害怕,報告皇后,嘉靖帝才沒有被弄死。後來,宮女們皆被凌遲處死。

再次,邊事廢弛,倭患漸起,兵變突起,內憂外患。

嘉靖晚期,邊防軍事逐漸廢弛,而軍管部門侵吞軍餉,致使倭患漸起,在嘉靖年間,出現了“南倭北虜”的嚴重禍患,此外,各地因為權貴高官兼併土地而導致民變屢起。而為了減輕倭寇的威脅,嘉靖帝下旨完全實行海禁,中斷一切貿易,因而斷絕許多貿易從業者的生計,反而造成了“嘉靖倭亂”。

明世宗以大禮議掌控朝政,新政政績斐然,但崇道修仙為明朝埋下禍根

阿勒坦

此外,嘉靖十四年(1535年)爆發遼東兵變,接著又發生廣寧兵亂;嘉靖十九年(1540年)吉囊襲擾大同,殺死明朝指揮周岐;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俺答多次入塞襲擾,俺答汗進犯延綏,朵顏入侵,殺了守備陳舜;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稱汗,遣使議和並求通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把騷擾沿海的王直集團稱為“倭人入寇”;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率軍犯大同,武力逼迫明世宗答應互市,殺了總兵官張達和副總兵林椿。 還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強取了入居澳門的特權;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日本倭寇從浙江紹興上虞縣登岸的,洗劫浙、皖、蘇三省,攻掠蕪湖、太平等州縣二十餘處,直逼留都南京城下,殺死殺傷官兵四五千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爆發振武營兵變,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繼光率戚家軍等在臺州九戰九捷,才殲滅來入寇台州之敵。明庭依賴戚繼光與俞大猷兩將合兵,才最終擊滅盤踞在廣東、南澳的倭寇。總之,嘉靖朝中晚期,內憂外患,這與嘉靖帝怠政腐敗、寵信方術是分不開的。

《明史》評價朱厚熜說:“世宗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託,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君親大義,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於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這一評價是比較客觀的。

張居正對朱厚熜評價很高,他說:“正德年間,政體紊亂。至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大統,將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復我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世宗禁革外戚封爵,乃“超世之見,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

而近代清史學家孟森卻評價說:“嘉靖迷信方術,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寵得幸,全國正直之士被壓抑打擊,官僚士大夫的風氣、習尚就此大大惡變。士風敗壞,一代政治也就沒有希望了。”

以上這兩種不同的評價,說出了嘉靖帝的正反兩方面的政治業績,嘉靖帝深諳帝王權術,是一位專權皇帝,前期勵精圖治,敢於革新,頗有政績,但中後期煉丹修道,昏庸怠政,敗壞了朝局,致使內憂外患,為明朝的衰亡埋下禍根,但有一點是他一貫堅持的,那就是牢牢掌控皇權,執著於皇權專制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