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在強調君主的正當性，甚至要拿出君權神授的一套理論來讓人們信服。但是，總是農民起義者要挑戰君主的位置。本來農民起義已經有了時代的進步性，只是農民們大多被君主的那一套給教育了，逃不出“推翻皇帝我來做皇帝”的邏輯怪圈，因為他們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農民起義成功的，起義領袖做了皇帝，諸如劉邦、朱元璋等人；農民起義失敗的，起義領袖成了賊人、盜匪，諸如陳勝、吳廣、黃巢、洪秀全等人。在這種誰掌權誰說了算的歷史邏輯裡，很難誕生民主的說法，大多都是想做君主的想法。劉邦帶領起義軍打敗了項羽，成了漢高祖，朱元璋帶領起義軍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也做了皇帝。他們革命的目的很直接，就是要做皇帝，而不是構想什麼體制的創新，民主的推進。人生苦短，為什麼要讓老百姓做主呢？自己做主不是很好嗎？在他們的意識裡，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刁民，不能讓他們做主，一旦讓他們做主，他們就會蹬鼻子上臉，沸反盈天了。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對君主的印象，只知道有君主，甚至還要編造很多與君主相關的神話來，傳播君主的神蹟。而對於君主的超規格待遇，幾乎是所有人都想獲得的。君主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有大權獨攬的能力，還有睥睨天下的威風，哪個普通人不想做皇帝？只是做不了而已。誰要是做了皇帝，就一定是天上的星象下凡，而不是普通人了。起義者偏偏也要藉助這種傳說，給自己附載什麼天降的使命。從陳勝、吳廣的“魚腹藏書”、“狐鳴篝火”，到劉邦的斬白蛇起義，再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會，都在強調神權的獨一無二性，強調神權的統治。

其實，神權對君權起著強化作用，或者說，神權就是君權。人們信奉神權，而神靈指定了代理人，代理人就是君主或者起義軍的領袖，當然要人們絕對信奉了。只有絕對信奉才能產生一股合力，產生持久的力量。由此來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更像是一場造神運動，造神之後，起義軍革命的過程更像是義軍領袖帶領人們裝神弄鬼、跳大神的過程。當人們被神權統治之後，義軍領袖就成了神靈的使者，或者本身就是天命所歸，是神靈選中的附體者、代言人，他說什麼就相當於神說什麼，人們就要信奉並絕對執行，如此一來，神權也就變成了君權。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人民民主，而是要實現義軍領袖的皇帝夢。

以太平天國運動為例，革命是需要權威的，然而隨著天國的發展，洪秀全為自己樹立的權威主要已經不是革命的需要，而是他個人的需要了。人神合一的地位極大地刺激了洪楊等人的個人權欲，可憐拜上帝教的意識形態既不能迫使個人靈魂的反省，又不能提供對權力的監督制約，腐敗便無孔不入地侵入天國的機體，從核心處開始起作用。太平天國的有利條件在於腐敗的清政府造就了一大批赤貧的農民，他們有著天然的義憤，能置生死於不顧，殺富濟貧、平均地權的口號仍然是動員他們的最大力量。遺憾的是，天國雖然建立，小天堂的諾言卻難以兌現。絕對平均主義的《天朝田畝制度》缺乏現實可行性，洪仁的《資政新篇》也是曲高和寡。最令人痛心的是，拜上帝教所宣傳的一切平等首先遭到創立者們自己的踐踏。他們一個個建立起自己人神合一的偶像，一邊說著人人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姐妹，一邊卻是千歲萬歲，等級森嚴；一邊鼓勵士兵艱苦奮鬥，一邊自己大興土木，修建奢華的王府；一邊是普通軍民必須男女分館，雖夫妻不能同居，一邊是天王頒佈《多妻詔》，各級王爺按數娶妻，“自高而低，依次遞減，上多下少，切莫妒忌。”在“天父殺天兄”之後，裝神弄鬼的招數不攻自破。到最後，洪秀全只好藉助封官進爵來提高士氣，居然封王二千七百多個，一時間天京遍地是王爺。可以說，洪秀全在揭竿而起的時候是個英雄，迎合了時代潮流和民眾願望。當天王后的作為卻表明他意識陳舊，並未超出“打天下坐天下”的改朝換代思想，也沒有創立民主制度。也就是說，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只是為了他自己當皇帝的起義，並不是讓人民當家做主，忽視了民權，而強調了君權。

孫中山先生說過：“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權，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國藩諸人所以得奏滿清中興之績也。”也就是說，農民起義沒有先進的階級做領導，只要成功，不是被地主階級竊取勝利果實，就是農民起義領袖蛻變為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皇帝。如此輪迴，不禁讓人深思。思考的不僅僅是這個邏輯怪圈，而是生成這個邏輯怪圈的土壤，包括經濟條件和政治環境。中古封建歷史有兩千多年，跳不出這個邏輯怪圈，皇帝不過是從李家換到了趙家，卻從來沒有讓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制度產生。到了晚明時期，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很可能要進入到民主社會了，但封閉的經濟環境和政治條件，以及外族入侵，生生地把歷史拉回了封建鞏固統治時期，錯失了民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