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為何“失敗”？
王安石變法，又稱“熙豐新法”，始於宋神宗即位之後的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開始變法。熙寧七年，他第一次被罷相，之後不久又復相。熙寧九年第二次被罷相後，王安石隱退於金陵，宋神宗獨立主持變法，至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逝世。神宗死後，反對派奉太皇太后高氏，打著“以母改子”的名義推翻新法。
關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有很多種看法。根據第一種觀點，王安石的改革主張國家統制經濟，造成國進民退，破壞了民間的經濟活力，引發激烈反彈。這種觀點比較符合現代自由經濟的理念，覺得國家管控和自由市場之間必然是對立關係，只要政府出手，那就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然而，在經濟管理中，“政府”和“民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國家進入經濟領域並不必然導致“國進民退”或“國富民窮”。宋代的經濟資料在史料中有大量儲存，且資料的質量比較高。到宋神宗元豐時期，無論是土地開墾面積、市場繁榮程度、人口戶數，還是國家財政的盈餘狀況，都達到了一個高峰。還有一項重要指標，就是民間變亂髮生的頻率，也降到了宋代歷史甚至是中國歷史上的低點。如果真的是“國富民窮”，這些現象就沒辦法解釋了。總體而言，王安石變法對當時國民經濟的整體狀況來說是改善而不是破壞。因此，第一種觀點站不住腳。
第二種觀點說王安石任用小人，所以在推行變法的時候荒腔走板，不但沒有體現良法美意，反而擾亂民間社會。這種看法也存在嚴重誤讀。事實上，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就是人才選拔和吏治整頓，他任用的一批青年官員，能力出眾，政績斐然。這裡面有些人如章惇、呂惠卿、曾布等，由於後來政治鬥爭的原因，被打入了《宋史·奸臣傳》，並沒有得到公允的評價。還有一批官員在宋神宗去世時還很年輕，沒來得及充分成長，就在之後的新舊黨爭中被埋沒了。如果深入歷史細節，我們會發現，宋神宗朝的吏治是整個宋代最好的時期之一，對官吏的貪汙腐敗管控很嚴格，行政效率也很突出。說王安石任用小人，導致基層吏治腐化、貪汙橫行，這完全是顛倒黑白。
第三種觀點認為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太過激進魯莽；他在地方做官的時候，一些改革政策是有效的，但在全國範圍內搞一刀切，就帶來了水土不服的弊病。這個觀點現在影響很大，但實際上並不準確。一方面，王安石變法並不是簡單的一刀切盲目推行，而是有試點先行，有後續跟進，非常注重節奏和配合。比如青苗法、保甲法、市易法都是先在京畿以及當時處於宋夏、宋遼對峙前線的陝西、河東等地區試行，然後再進一步推向全國。另一方面，這些改革措施在推行過程中確實產生了不少弊病和爭議，特別是在熙寧前期剛剛開始推行的時候，反彈特別強烈。但隨著新法逐漸展開，後續效果慢慢體現出來，實際上“水土不服”的情況沒那麼嚴重。
準確地講，所有的改革都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必然會經歷探索、反饋、踟躕和改進，不可能一步到位。在王安石變法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弊病和問題在改革中暴露出來，又進行調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直到宋神宗去世之前還在持續。有些批評者抓住變法早期出現的一些問題，如青苗法在最初推行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簡單粗暴、不符合社會需求的做法，就對它徹底否定，這顯然不是一個客觀公正的態度。
重新回顧和檢討王安石變法的邏輯與得失，或可為未來的探索提供參照
第四種觀點認為，在王安石改革之前，北宋仁宗朝已經實現了一種寬厚包容計程車大夫政治。由於王安石變法加強中央集權，破壞了這種政治的包容性，引發了一系列負面後果。這種觀點從南宋以來就長期是輿論的主流，在其影響下，各種歷史追憶與敘事，都極度美化宋仁宗朝，強調仁宗皇帝的仁慈節儉、從善如流。可是，如果我們把變法之後的北宋社會經濟狀況和宋仁宗朝做一個對比，就會顯而易見地看到其中的巨大差別。宋仁宗時期，一邊是冗官、冗費、冗兵的鉅額開支，另一邊又是政府積貧積弱，財政睏乏。且不說在應對外患方面的左支右絀，即使是應付內部的變亂災傷，能力也很孱弱。一場規模不大的水旱災害，路邊就到處是餓殍，當時人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甚至為尊者諱，故意避而不談。王安石變法之後，不論是民間經濟活力還是國家的調控能力都有了實質的提升，整個社會對天災人禍等突發情況也有了更大的承受力和自我調適的能力。
總之，評價王安石變法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現代學者尤其不能只站在士大夫、讀書人的角度，一味強調政治的包容性。需要看到的是，過分包容、缺乏判斷力和執行力的執政者，往往空言多而實績少，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在輿論場上、在大歷史中，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筆者認為，以上這四個方面的批評，都沒有切中王安石變法的實質要害。對這次改革的失敗，我們應當在一個更深的層面予以檢討，即從變革理想和皇權政治的關係角度，思考變法失敗中蘊含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王道與皇權之間的“變法”
宋神宗即位之初，王安石與他君臣相得如一人，皇帝對他言聽計從，而王安石也對宋神宗進行細緻的培養，試圖“致君堯舜”。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宋神宗的君王意識和執政能力不斷強化，他和王安石在變法的策略上也出現比較大的分歧。熙寧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罷相之後，宋神宗以一己之力繼續推進新法，官員都成了皇帝的助手和秘書。
這種權力集中，會帶來極高的政治效率，但同時也意味著皇帝本人承擔著完全的、無可推卸的責任。宋神宗把包袱都壓在自己一個人身上，甚至可以說是用自己的名譽在進行一場改革的賭博。如果看元豐時期的歷史記述，會有一種緊鑼密鼓的感覺：皇帝每天發出無數道旨意，指揮全國從上到下各種事情，改革的頭緒多、節奏快、任務緊，推動新法體系像機器一樣高速運轉。
然而，宋神宗性格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思慮過重、事必躬親，不善於抓大放小、控制節奏。在他執政初期，王安石針對這個方面多次進行箴言規勸，但宋神宗對恢復疆土、成就帝王霸業執念過深，在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倉促發動對交趾和西夏的戰爭，很多事情又不肯信任前線將領的判斷。導致五路伐夏無功而返，在選擇戰略前沿據點的時候過於冒進，造成剛剛修築好的永樂城失陷，喪失了部分精心培育的人才和軍隊。
客觀來說，這雖然是一次較大的失敗，但對兩國整體戰略態勢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調整節奏，捲土重來即可。更何況伐夏雖未成，但拿下了蘭州等戰略要地，對西夏已構成了明顯的擠壓與扼制。然而，這一次失敗卻導致宋神宗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可以想象，他當時心理的弦已經繃到了極致，一個意外的挫折就會導致斷裂。
最終，宋神宗三十八歲英年早逝。在他死後，反對者們以太皇太后的名義，在很短的時間裡徹底推翻了新法，讓王安石和宋神宗十多年的苦心付之東流。又過了八年，高太后死後，宋哲宗親政，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線上。國家的政策方向來回擺盪，形成了舊黨和新黨兩大勢力集團互相傾軋攻擊的局面。宋哲宗早逝後，神宗的另一個兒子宋徽宗即位，他雖然打著“紹述神考”的名義推行新法，但此時的新法已經變味了。在黨爭激烈的背景下，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被壓制，油滑機巧、善於見風使舵的官員反倒容易出頭。神宗、哲宗兩朝積累下來的財富，被皇帝和大臣當成享樂揮霍的資本，北宋王朝烈火烹油、繁花似錦，卻一步步走向亡國的深淵。
回顧這段歷史，在扼腕嘆息之餘，也會有一個疑惑。如果宋神宗多活二十年，是不是就能完成改革，打下一個堅實的制度基礎，讓這套新法體系可以繼續運轉下去呢？或許有可能。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宋神宗如果一切順風順水，對內推進新法、對外兼併西夏，甚至打敗遼國奪回幽雲，到了晚年，功業蓋世、志得意滿，身邊又都是唯唯諾諾的小臣。那就像歷史上的漢武帝、唐太宗、唐玄宗一樣，他能剋制住心中的驕奢和貪慾嗎？當他過世之後，兒孫能夠繼承他的遺志嗎？會不會還是像宋徽宗那樣，流連聲色、不惜民力，最終導致亡國呢？
這個結構性的矛盾，是王安石變法最終會失敗的根本原因。想要打破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就必須依靠一個偉大而又崇高的理想來進行變革，才能打動皇帝，將理想付諸實踐。然而在君權體制下，王道理想必須依靠皇帝的意志和權力才能實現——沒有皇權的支援則寸步難行。可是，皇權本身就是極度脆弱而不穩定的。皇帝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有種種缺陷，哪怕是宋神宗這樣優秀的君王，也存在不擅於舉重若輕、抗壓能力不足的性格弱點。更何況，依靠血緣關係傳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誰都無法保證繼承者的政治素養，一不小心，皇位就會傳給一個適合當藝術家而不是政治家的人。
王道需要王權來作為載體，而王權卻不一定能承載得起高大上的王道理想——這是一個最根本的矛盾。所以“變革”會成為一件高成本、高風險、不穩定的嘗試。而固守祖宗之法，求穩、少變，各種意見相互制約，雖然效率低下，處處掣肘，卻可以維持一個相對的平衡狀態，成了皇權制度下一個雖然不夠好，但也不太壞的選擇。王安石變法最終無法突破這個兩難的困局，因此也免不了失敗的歷史命運。
各種歷史追憶與敘事，都極度美化宋仁宗朝
▍“探路者”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影響
王安石的變法終究是一次偉大的政治實踐。我們不能因為皇權制度的束縛和一時的成敗，就徹底否定這次改革。“失敗者”王安石，其實有一個更準確的大歷史定位，那就是“探路者”：他的變法深刻地影響了之後的中國歷史，也為千年之後的社會變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示。因此，我們不能只把他放在“宋代”的歷史糾結當中，而是應該拉長時空維度，看王安石變法帶來了哪些後續影響，蹚出了一條怎樣的道路，對於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文明發展有什麼樣的意義。
王安石對北宋以後的中國歷史有哪些影響呢？筆者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樹了一個靶子，紮了一個根子，埋了一顆種子。
首先，“變法”二字，在經歷了北宋晚期的黨爭和南宋的反思之後，成為一個被批評反對的靶子。有了王安石這個“前車之鑑”，後來的幾代王朝都把“祖宗家法”當成了不可違背的規矩。“利不百，不變法”的觀點成為老成謀國的主流共識，而各種改革、新政則被看作輕浮躁進，弊大於利，推行的阻力很大。
客觀地說，在皇權政治的格局下，這是一個不得不然的選擇。變革雖然是打破利益壟斷、解決現實問題的出路，但難度大、風險大、阻力大。如果執行者不夠強力，反而會出現“不變還好，一變更糟”的狀況。反過來，偏向於保守的意識形態，對於王朝維護自身的穩定，建立大一統的秩序，確實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保守的弊病也很明顯：一方面，治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另一方面，在利益格局嚴重固化失衡的情形下，消極對待社會底層的變革訴求，是很危險的。宋代之後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晚期都碰到類似的問題，社會矛盾積累越來越深，最後民怨爆發、推翻固有秩序，使歷史在治亂迴圈的泥潭裡艱難掙扎。
除了對變法本身的批評，南宋之後的思想家們也對王安石的改革路徑進行反思。比如朱熹，他羨慕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機遇，也不反對“恢復三代”的政治理想。但是，朱熹覺得不應該搞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條路阻力太大，而且對各種外在的條件要求太高。理想的改革者，必須既是最頂級的學問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時還要有皇帝和士大夫們的鼎力支援，有穩定的、不受干擾的政治環境。這些因緣條件想要完全具備，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於改革者來說，更現實的做法是什麼呢？理學家的回答是“必有《關雎》《麟趾》之意，方可以行周官法度”。也就是要先從基層、從民間做起，透過教化百姓、移風易俗，建立起一套普遍的社會共識和社會秩序，一代代人前赴後繼，這才是能夠長期持續並真正產生實際效果的“變革”。因此，南宋以後，理學家們特別重視辦書院、建祠堂、搞童蒙教育，乃至編寫小說、戲劇、評書，把儒家的忠孝節義、家國情懷向普羅大眾輸送。
總而言之，宋代以後，中國政治與思想出現了兩個基本傾向：一個是偏向保守的政治文化；另一個是儒學下沉，與基層社會進行更緊密的結合。這兩個趨勢可以說都是針對王安石變法這個“靶子”產生的反向作用。
第二個方面，王安石變法紮了一個根子，那就是“道理”二字。現代中國人很熟悉的一種為人處世的方式是“講道理”，雖然是一句平常的大俗話，但它的內涵很深。“講道理”意味著不偏見、不迷信、不盲從，不被鬼神、祖先、權威禁錮自己的思想，而是用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去和世界打交道。
這種“講道理”的觀念，在先秦時期的思想家那裡就已經體現出來，孔孟老莊，都是在“講道理”。但是從戰國秦漢一直到魏晉隋唐，“道理”其實並不是社會主流觀念，道教、佛教等宗教信仰，乃至讖緯迷信、民間宗教，才是影響力最大的精神元素。所以有學者把這個階段稱為中國歷史上的“神文時代”。
這種觀念意識，經歷了晚唐五代，從北宋時期開始發生變化。宋太祖趙匡胤問宰相趙普“天下何事最大”，趙普答“道理最大”。作為武將出身的皇帝，不能拿武力和權力壓服別人，而是尊重道理，用道理來讓人心服口服。但宋太祖和趙普所說的“道理”，還是一種比較直白樸素的觀念，沒有太多哲學內涵。
直到北宋中期，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思想家們，才從各個角度對“道理”這個概念進行了豐富的哲學討論，真正給這個理念賦予了深刻意義。王安石不僅是一個政治改革家，更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他的學術引領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風氣：不迷信權威、不沉迷於傳注，勇敢提問、大膽質疑，打破舊的觀念桎梏，用“道理”作為判斷價值的依據。
在這種時代風氣的作用下，北宋中期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的又一個高峰。由王安石、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這些思想家們掀起的哲學思潮，可以說是中國近世的“啟蒙運動”，將“道理”二字的內涵闡述得豐富且深刻。所謂“道理”，既包括自然的法則規律，也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同時還包括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標準與規範。這些思考探索，開啟了宋明理學的先聲，啟發了朱熹、王陽明、王夫之等後世的哲學家；又透過西方傳教士的轉譯，間接影響到了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歐洲思想家，對於西方近代的啟蒙運動產生推動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讓“天理”“良心”這些哲學概念，變成了人人皆知的俗語，鐫刻在每一箇中國人的心靈世界深處，成為現代人三觀的基石。今天的中國，可以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卻有著共同的道德意識和家國情懷。如此既可以避開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和教派鬥爭，又能建立起類似於宗教的，甚至比宗教更強大的群體凝聚力。所以說，王安石和他們那一代人的思想、行動，給中國文明深深地紮了一個根子。
最後，王安石變法埋下了一顆種子，什麼種子呢？就是“變革”二字。王安石彷彿是一個“穿越者”，在他的時代沒有得到足夠的理解和認同，身後也揹負了千載的質疑甚至罵名。但是他把“變革”這顆種子埋了下來，在大歷史的演變中不斷地積蓄勢能。
到晚清時期，保守的政治與思想文化越來越難以壓抑中國社會中沉澱累積下來的深刻矛盾。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列強的殖民，像一根導火索，一下子點燃了這個火藥桶。這時候大家回顧王安石，忽然發現他的政治經濟思想與國家治理觀念，與近代西方探索出的很多發展路徑不謀而合。比如透過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由國家主導金融信貸、政府對市場的管控、基層社會的網格化管理……這些在傳統社會被士大夫們視作異端邪說的治理手段，到近現代卻成為司空見慣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用他的變法，揭示出一個樸素卻又深刻的道理：並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變革才合理”。變革並不一定能帶來最好的結果，但變革作為一種態度和方向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需要用變革突破觀念的桎梏與枷鎖，用變革洗去自我的油膩與貪婪，用變革迴應治理的矛盾與困境，用變革戳破歷史的暮氣和迷霧，用變革探尋未來的方向與道路。
今天的中國，經歷了浴火重生的蛻變，越來越表現為一個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同時也在不斷自我挑戰、自我變革的政治與文化共同體，正所謂“改革是中國發展最大的紅利”。王安石種下的這顆種子，經過千年歷史的浮沉涵養，終於開花結果，也讓我們對未來抱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放眼中國乃至全人類的未來，王安石變法又能夠給我們什麼啟示呢？除了上面說的“變革”之外，王安石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個維度，就是強調國家的政治責任，強調政府在社會經濟中的核心樞紐作用，主張用政治的力量來管控和約束市場中恣意膨脹的逐利傾向。這個判斷是符合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
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世界高歌猛進。擁抱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幹預經濟，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內在矛盾越來越深刻地顯露。直到今天，這個矛盾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整個西方社會都面臨著經濟結構乃至金融根基的嚴峻危機。反過來，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的危局當中，國家對政治經濟的規劃統籌能力起到的離合器、定海針的作用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長遠角度看，隨著技術的進步和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快速攫取，地球生態環境的反向制約也越發顯著。如果沒有一個理性的、負責的國家政府進行規劃和統籌，任憑個人或小團體的逐利慾望去對地球進行揮霍式的掠奪，這是無以為繼的。所以，從現在到未來，人類所面對的世界格局，可以用一個成語來概括，那就是“同舟共濟”。正因為有這樣休慼與共的命運關係，所以我們需要擁抱政治理想，需要建構國家能力，需要有未雨綢繆的發展規劃和風險管控。在這個意義上講，王安石的思想和變法的經驗教訓，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是中國歷史留下的最寶貴財富之一，值得我們仔細品味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