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莊公是春秋時期鄭國鄭武公之子，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被稱為“春秋三小霸之首”，是鄭國第三位國君，公元前743年―公元前701年在位。
《左傳》從開篇的隱公元年便開始了對鄭莊公一生活動的記述。由於《左傳》是維護周禮，崇禮尚德，以禮之規範評判人物，透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敘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其道德倫理評價。同時，《左傳》以儒家思想為基準來評價歷史事件與人物，其目的是以史為例， 宣揚禮對人的行為規範，警示統治者以禮治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左傳》中，對鄭莊公的評價是以貶為主的。
而司馬遷作《史記》時，雖然參考了包括《左傳》在內的諸多史料，但司馬遷在繼承《左傳》中的人物形象的基礎上，對人物進行了改造。以鄭莊公為例，司馬遷在他身上融入個人情感偏好，對鄭莊公加以重塑，對他身上“禮”的成分有所取捨，突出了鄭莊公積極進取的一面。
《左傳》中的鄭莊公
周朝平王東遷以後，王室地位急劇衰微，周禮也因王室的式微而逐漸遭到破壞。而從魯隱公四年至魯桓公十一年，鄭國在鄭莊公統治下成為諸侯一霸。鄭國能在諸侯中脫穎而出，在於鄭莊公足智多謀，善於“用禮”。
隨著周王室統治地位衰落，鄭莊公於魯隱公九年 “假王命伐宋”， 隱公十年又不按禮法“以枋易許”，終於激怒了周桓王。桓王怒鄭伯無禮，帥 蔡、衛、陳眾諸侯伐鄭。“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這還不算，在蔡、衛、 陳等國軍隊逃跑、鄭國勝局已定的情況下，鄭莊公卻圍王師，並用箭射中桓王肩膀，這無疑是對周禮的極大蔑視與叛逆。這一舉動使得周王威嚴掃地，造成周朝秩序名存實亡，“破禮”之深， 叛道之強，可見一斑。
隱公元年，， “鄭伯克段於鄢”，鄭莊公打敗弟弟共叔段，共叔段逃到國外。 與此同時，與共叔段同謀的母親姜氏被流放到 “穎” 。雖然共叔段的做法也是違禮的做法，《左傳》對共叔段的做法也執批判態度，但《左傳》直稱鄭莊公“譏失教也” ，說鄭莊公本來就有殺段之心。鄭莊公對他弟弟的做法是“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此鄭伯之志意也。”
《禮記》上說： “孝子不服暗， 不登危，懼辱親也。”意思是孝子不於闇冥之中做損害親 人之事，不於暗中從有違禮之事。鄭莊公知道母親對段從小疼愛有加，也早已知道姜氏與太叔段有聯絡，為何不加以制止，反而 姑息養奸呢？若真為孝子，當予災難沒有發生之前給以勸止，可鄭莊公卻沒有做，其目的不言自喻。
禮法上的“孝”，最基本的要求是善待親人。姜 氏是鄭莊公最親之人，按春秋 “嫡長子” 繼承製度，正是因為申侯之女姜氏顯貴的身份，鄭莊公才得以繼承鄭武公之位。而鄭莊公卻沒有因此感恩戴德，在母親為內應還沒有成為既定事實之前，便對其實施流放，連基本的 “事親”都沒有做好，是大不孝之行為。
《左傳》還用鄭莊公接下來的醜陋表現，揭露了其虛偽尊禮的本質。鄭莊公把母親流放到“潁”，併發誓 “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 之後，天下的罵聲不絕，鄭莊公這才意識到這樣做對自己的形象不利，採取了潁考叔的建議，用“掘泉見母 ”這種偷換“黃泉”概念的方式，加以挽回惡劣影響。這種做法的妙處是透過“掘地”擴大聲勢，造成 轟動而取得美名。“掘地”之舉可謂利用 “禮”之旗幟壯大聲勢而使 “天下譽”。所以後人評價鄭莊公這件事時說： “鄭莊公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迷惑對方，剷除共叔 段和姜氏的勢力。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鄭莊公的謀略被運用得巧妙絕倫，神乎其技。”
利用 “禮”遮蓋自己的志向而取信諸侯，是鄭莊公的常用手段。在“桓王伐鄭”一事中，鄭莊公將權謀和 “禮義” 運用到了極致。
桓王伐鄭時，鄭莊公沒有像處理共叔段叛變那樣主動出擊，而是採取“自衛”之策，以合乎“禮”。此時的鄭國實力異常強大，周王只有陳、蔡、衛三個弱國相助，勝負亳無懸念。鄭莊公如果是單純自衛的話，當王師敗跡出現時，就應及時停止戰爭。但鄭莊公卻在祝聃箭射王肩，做出大逆犯上之舉後，並沒有懲罰祝聃，可知這一箭是鄭莊公是暗中授意的。
鄭莊公為了贏取聲譽，沒有對周王室趕盡殺絕，反而遣使慰勞周桓王及其左右，這種做法是利用“禮”而掩蓋犯上之舉。此役之後，周天子地位掃地，完全失去影響力，鄭莊公卻因戰中細節處理完美而贏得有“禮”之名聲。鄭國是春秋時期第一個露臉的諸侯，實力強大，為何春秋五霸沒有鄭莊公呢？為何大家從始至終沒有承認鄭莊公霸主的地位？這與鄭莊公戰後陰於“用禮”脫不了關係。鄭莊公極善利用“禮”來美化自己，他的 “禮”是虛偽的，是不被人認可的。
《史記》中的鄭莊公
到了《史記 鄭世家》中，司馬遷卻樹立了與《左傳》裡完全不同的鄭莊公形象，不僅在記敘手段和描寫方法中對鄭莊公有所偏愛，在“禮”的內涵方面，太史公對鄭莊公“禮”之行為也有了新的評價。
《史記》在繼承《左傳》中的人物形象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改造。《左傳》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以“禮”作為標準以彰顯人物善惡，司馬遷則融入個人情感偏好，對人物加以重塑，對《左傳》人物形象身上“禮”的成分有所取捨，突出了人物積極進取的一面。鄭莊公就是典型的代表。
司馬遷對鄭莊公的偏愛，“鄭伯克段於鄢” 一事便可見一斑。《史記》載：“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鄒潰，段出奔共。”
《史記》在這件事的記載上與《左傳》有兩處很大不同：一是莊公“伐京”前與共叔段已有一戰，；二是《史記》說是共叔段先發起叛亂，而非鄭莊公主動攻擊。按司馬遷的邏輯，共叔段違禮在前，莊公應戰是順禮而為，是正義的。
此外，《史記》所載鄭莊公與其母之間的事件也有變化。《史記》加入了姜氏不喜歡鄭莊公的原因：“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由“惡”到“弗愛”，削弱了姜氏對鄭莊公“惡”的程度，緩和鄭莊公與姜氏之間的矛盾，弱化了鄭莊公對其母無禮的影響。“掘地見母”則是因“居歲餘，己悔思母。”，是對母親太過思念而後悔，在後悔之下做出的舉動，正面塑造鄭莊公的孝子形象。
《左傳》記載了鄭莊公發動的對他國的九次侵略戰爭，《史記》只做了一些簡要提及。鄭莊公與魯隱公“易紡許田”之事，是違反周禮的不道德行為，但《史記》中卻未記錄此事，故意隱去這個行為，塑造鄭莊公“禮孝兼備的雄才大略”之君形象。
鄭莊公形象嬗變原因
司馬遷為什麼要塑造出全新的鄭莊公形象？因為太史公褒貶人物所要達到的目的是懲惡勸善，鼓勵個人立名立節，勸誘為 政者清平善賢。
維護宗法秩序的禮樂文化行至春秋末期，已經 出現性質上的演變。尤其在“禮”的作用方面，春秋初期人們對“禮”的關注偏重在禮的形式上，且 不論禮是否符合人性道德準則，一味重禮而不見 “人情”。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末期，“禮”並沒有 在諸侯大夫的思想中漸行漸遠，相反，時代的變遷讓他們對禮重新定義，“禮”的內涵出現了損益， “禮”的作用也隨之發生變化。
鄭莊公生活的時期，周禮的秩序 性已經被大大削弱，但鄭莊公政治軍事行動所體現出來的按“禮”而為，且不論“禮”的外表下是否深 藏陰謀，太史公對鄭莊公此種做法是認可的，在一個無禮的時代，太史公更看重的是對“禮”的態度堅守。
“禮”隨時代的變化而體現出不同的內容，從“周禮”之初的嚴肅性到威信掃地，歷經了性質的改變。太史公也認為“禮”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在太史公看來，禮須“近性情”，須“緣人情‘。“緣人情而制禮”是為了約束人的行為規範，從道德和人倫上達到人際關係之和諧，太史公眼中的“禮”悄然變成大一統社會中的社會規範。這種社會規範指導並感化著社會生活的群體，由人情提出的人倫之序，可以更好地維護社會的穩定。鄭莊公在對待母親姜氏、周天子的事件中確實有做錯的地方，但是從大的層面來說，鄭莊公能夠及時地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是最合人情、符人性的做法，因此，太史公省去了這些細節，重新塑造了鄭莊公。
禮樂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禮”重在強調對人的行為規範起約束，其中“尊尊”的性質更重，以“親親”之核心思想來感 化人，使人際關係和諧。太史公強調“樂”在制禮 時的重要作用，“制禮須緣人情”需要考慮人性，對 傳統的“禮制”思想的認識已經有了新的角度。
司馬遷寫《史記》的主要目的，是透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來追求治道的規律，回答何以有漢朝興起的歷史發展這個問題。鄭莊公統治時期的鄭國，國力昌盛，能得到骨子裡任性好俠的司馬遷的的偏愛便順理成章了。
《左傳》和《史記》著力點的差異
《左傳 》作者對鄭莊公的形象評價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的， 涉及到很多方面。 如在“鄭伯克段於鄢” 中涉及到兄弟、母子關係；“周鄭交質”和“射中王肩”事件 中涉及到君臣關係；與許國之間發生的事件就涉及到鄭莊公關於如何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和對國家治理方面的關係。
《左傳》以君子的口吻對鄭莊公評價，都是以儒家的“克己復禮”思想作為衡量標準的。這 是因為《左傳》的作者生活於春秋末期、戰國前期， 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但由於作者信仰儒家思想， 所以在編著《左傳》時就把自己“克己復禮”的儒家思想滲透在其中了。
《左傳》企圖透過書中的評價來影響人們的思想，規範人們的行為，實現周初以禮治國的願望，這也是與孔子的思想保持一致的。在編著《左傳》時，作者的這種思想毫無保留地體現在對鄭莊公的評價上。雖然作者並未完全以周禮為標準來衡量鄭莊公， 但卻完全用儒家的思想來看待鄭莊公的。帶著這樣的思想來記載、描繪和評價鄭莊公，顯然不可能給人們一個客觀的鄭莊公形象。
司馬遷處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其創作有主觀因素，也避免不了會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但不管是哪一方面，儒學都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司馬遷眼中，鄭莊公對待其母雖有不足，但能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從大局上看，是符合禮之規範的，因此略去了莊公與其母之間的細節，改變了傳統的鄭莊公形象，塑造了一位“禮孝兼備的雄才大略”之君鄭莊公。
而在《史記》中，鄭莊公可謂叱吒風雲，橫行一方，卻沒有失美譽於眾諸侯，反而贏得君子的讚揚。他智用權謀，制節謹度，敢於“破禮”，善於“用禮”，是一位善以“禮”而施權謀的霸主。他從“禮”的角度，將處理手足之情、母子關係、君臣上下關係時的不到之處遮蓋得盡美盡善。言其敢於“破禮”暗存鄭志，善於“用禮”陰以權謀，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個性化、典型化，血肉豐滿，極具立體感的鄭莊公。
《左傳》與《史記》中樹立的鄭莊公形象有很大差異，司馬遷不僅在記敘細節上作了修改，在記敘手法上也做了深層的加工。因而鄭莊公是一幅“禮孝兼備”的形象。可以說，“禮的損益”與司馬遷的個人情感，對鄭莊公形象的重新塑造起到了決定的作用。
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封建社會中，人們對鄭莊公的評價大多是否定的。但是客觀的說，從歷史的角度去看，鄭莊公並不是什麼“偽善”、“違禮”的君主，而是舊時周禮時代的慣性與春秋初“禮崩樂壞”時代影響擠壓下，一個有著遠大志向的諸侯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