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官方有一個比較生僻的名稱，叫做“火耗”。“火耗”的名稱起於明代萬曆年間，本意是指碎銀熔化重鑄為銀錠時的折損。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要求各級官員徵收的賦稅一律上繳國庫，而官員收的散碎銀子要重新熔鑄成銀錠，熔鑄過程有了損耗，這種損耗就叫做“火耗”。於是，官員們徵稅的時候要加徵“火耗”，“火耗”的差額就歸官員了。清代官員沿用這種做法，於是，“火耗”不斷加重，甚至層層加碼，有的偏遠地區，“火耗”數倍於正賦。雖然康熙年間發過禁令，但不起作用。雍正上臺之後，強化財政管控，實行“火耗”歸公，同時給官員發放養廉銀。
“火耗”是在熔鑄銀子的過程中出現的，並且不可避免。要是發行紙幣，就不會出現什麼火耗的說法了。但在那個時期，銀子是主要的貨幣，就必須用銀子來交易。如此一來，“火耗”出現了，官員們也就有了層層加碼的正當理由。國家徵收賦稅，要靠各級官員來具體實施，要是不給官員一點好處，官員是不會好好徵收的。於是，在“火耗”的推動下，官員們要逐漸增多“火耗”，把增多的那一部分留個自己用。而老百姓是不知道有這麼回事的，只知道要交銀子，而且交的數目也是“國家規定”的，好像不是官員自己規定的。如此一來，老百姓上交的銀子就有一部分流入了官員的腰包。
國家徵收的那些銀子沒有什麼損耗，而官員私自徵收的“火耗”逐漸增多，竟然給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長期實行以後，“火耗”就變成了各種官員私自加稅的由頭。國家層面都承認“火耗”的正當性，並且不會剝奪官員收的“火耗”，換句話說就是，國家承認官員腐敗，並且大力助長這種腐敗。預設不查處就是助長，就是讓官員享受“制度的福利”。
要是皇帝查處這一部分官員行不行？當然不行。所有徵稅的官員都要獲得“火耗”，而且成了慣例，皇帝哪裡能輕易干涉呢？只能逐漸改變。要是皇帝把官員們全都替換了，貨幣制度不改變，還是會有“火耗”產生，官員們還是會層層加碼。即便雍正上臺之後，要求“火耗”歸公，也依然會有“火耗”產生，並非消除了“火耗”，而發放養廉銀的目的就是要各級官員認真徵收賦稅，把所有“火耗”上交，不得私自截留，以養廉銀代替官員加徵的那些“火耗”。制度設計是好的，但是實行起來就不一定真那麼理想了。皇帝把官員徵收的“火耗”收上來之後，拿出一部分給官員發養廉銀，但是“火耗”依然存在，養廉銀的數目也在逐漸增多，到了乾隆時期，問題更加嚴重，貪官很多，貪汙“火耗”，還要私自徵稅，主要還是加倍獲得的俸銀、俸米，讓很多官員富得流油，當然，民間生態也就遭到了很大的破壞。
官員們徵收稅務是以國家名義徵收的，徵收過程中獲得了一部分好處，並且強調徵收賦稅的不容置疑，不讓老百姓有什麼話說，更不會讓他們問個為什麼，於是，很多人就只能服從了。而服從的背後就是權力的執行力度，不容置疑，更不容挑戰。那個時候，老百姓普遍沒文化，有文化的大多去做官，成了統治階級的一員，不再為老百姓說話。官員們給老百姓洗腦之後，老百姓就只知道聽官員的話，也就不會問為什麼了，只知道要交錢，要是交不起，就在錢的數目上週旋，卻不會提出根本性的質疑，因為他們根本無力質疑，也喪失了話語權。如此一來，官員說什麼就是什麼，老百姓只能聽從，卻沒有任何理由來反駁。要是實在不行，就逃荒要飯，或者起來反抗————只是為了不納糧，不交稅。
老百姓的樸素願望很容易實現，只要好好種地，不被徵收重稅就行。只是，在統治集團的日益壓榨之下，老百姓已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自己缺吃少穿，卻養活了一大幫腦滿腸肥的貪官汙吏。老百姓負責創造價值，而官員們負責層層扒皮，把老百姓創造的價值掠奪一部分，說是上交國家，其實有一部分中飽私囊，成了自己的小金庫。調詭的是，明明皇帝知道這些事情，卻不會改變財政制度，允許各級官員加徵“火耗”，難道真的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嗎？還是故意讓官員們享受“制度的福利”？
封建制度已經腐朽，到了晚清時期尤其明顯。貪官遍地走，老百姓卻過不上好日子，甚至賣兒賣女，流離失所。古語云“官逼民反”，官員不逼，人們怎麼會造反？
“火耗”的不便明說正好說明明清官場潛規則的隱蔽，也能說明官員們不再以國家社稷為己任，專注於貪汙腐化的緣由。並非皇帝不能監督，而是不願意監督，並非養廉銀能解決根本問題，而是實行之後一發不可收拾，成了另外一種供養貪腐官員的手段，同時皇帝也跟著受益，而對於老百姓的生活，卻一點作用都沒有，反而加重了剝削和壓迫。
看來，封建制度的危害只是對於老百姓而言的，而對於官僚階級卻是十足的利好，這就是書生們發奮讀書要考取功名的原因吧。從“火耗”可見明清官員的貪腐根源，和制度有關，和人沒什麼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