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卡佩
字數：3756，閱讀時間：約13分鐘
編者按：拿破崙是法國曆史始終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今年是拿破崙逝世200週年。也有蠻多人好奇，法國人究竟怎麼看拿破崙？這個問題其實不好解答，因為他的形象一直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派別不同，給出的解釋也不同。希望下面的短文能給大家對拿破崙的解讀提供一點思路。
我們先看兩幅版畫，它們均來自1814年，第一幅名為《去掉面具的暴君》，拿破崙正被保王法國揭露真面目，他是一頭野心勃勃的獅子。這種將暴君動物化起源於亨利三世時期，去人類化是為了將他物理消滅的合法性鋪路。
第二幅《隨風而逝》，畫中的拿破崙正在給羅馬王吹泡泡，泡泡上寫著荷蘭，西班牙，那不勒斯，羅馬，歐洲，這些都是拿破崙的戰績，但是就像肥皂泡一樣，遲早要隨風而逝。但是這兩幅畫並非來自同一陣營，1814年，在保王黨眼中他並非人類，在自由派眼中，他的功績脆弱如肥皂泡。
對於拿破崙的政治形象，相關的討論兩百年來都非常激烈。所以，他到底是什麼？革命的孩子？舊制度的捍衛者？還是這二者的結合？這個問題也一直都是歷史學家探討的熱點。但是我們要知道，歷史人物從來都不代表他們自己，他們或為政治服務，或受到政治浪潮的影響。因此，拿破崙的政治形象，這兩百年中也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關於左派和右派，這裡採用的是相對過時的概念，具體一點講左派就是自由派人士和共和支持者；右派或為保王黨，或為保守人士，並不同於我們當代政治中的左右。
拿破崙的政治形象始於霧月政變，從那一刻起他就不僅僅是參與國內政治的波拿巴將軍，而是可以決定內外政治的第一執政。68風暴即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一系列“民主運動”，儘管它不是戴高樂主義的終點，但是後續的石油危機和戴高樂派的逐漸淡出政治舞臺，都為關於拿破崙形象的討論帶來了新的方向。對拿破崙的政治形象的解讀一定程度上為歷史學家提供了針對眼下種種“問題”的解題思路。在這篇短文中，我們將簡要地討論從1799年到1970s這近兩百年中，拿破崙的政治形象是如何塑造的，以及他的形象與現實政治又有著怎樣緊密的聯絡。
克倫威爾？還是蒙克？
1799年11月11日，霧月政變之後，拿破崙在公告上宣稱：“革命最初的原則已經打牢，現在它結束了”；共和十二年憲法中規定：共和國政府將託付給皇帝。所有這些都讓拿破崙看上去就像是那個1651年的克倫威爾，將自己視為革命的化身。但是一些保王黨還寄希望於他想做一個蒙克。
流亡中的普羅旺斯伯爵曾給拿破崙去過兩封信，一封在1799年，一封在1800年，未來的路易十八在信上希望拿破崙能歸還王位，但是後者明確地回覆“你要想重返王位，就要踏過100000具屍體”。同年12月，執政接見了波旁的特使丹迪涅，再次拒絕了他們的請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克倫威爾並不想做蒙克。於是就有了1800年的聖誕刺殺（聖尼凱斯街）。但是這次失敗的物理消滅反倒給了拿破崙機會用無所不在的政治警察清掃國內的一切反對聲音，對雅各賓派是這樣，對保王黨也是。全民公投為建立帝國般的制度服務，對報紙和言論的限制等等，讓自由派也不再“喜歡”他。
拿破崙形象的兩面性與毀滅
拿破崙上臺時，法國依舊處在新舊割裂的局面，如果想要實現整體的和平，內部的和解是至關重要的。他在政治、工業、領導階層引入來自資產階級的新貴族，又恢復宗教和貴族制度用以塑造新的帝國精英，榮譽軍團勳章制度鞏固了軍事勝利的合法性。
《民法典》摧毀了封建體系，賦予了宗教的自由，但是鞏固了父權（這個要到1882年的茹費裡法才被逐漸取締，不過父權這個在當時並不算是反革命認知，筆者劃掉了）但是他又在法國以外的國家要麼與舊體系修好、要麼出於穩定的目的而壓制當地革命的火苗，這也讓拿破崙的形象在義大利、德意志地區從“馬背上的世界的希望”變成了需要被推翻的暴君。
在法國也是一樣，他的和解既沒有讓自由派資產階級滿意（斯塔埃爾夫人稱其為“馬背上的羅伯斯庇爾”），也未能將保王黨平息。1804年3月對當甘公爵的處刑，讓保王黨永遠地將拿破崙和大革命劃到了同一陣營。這一劃分，也讓英國有了理由再次向法國宣戰，儘管1805年戰端重啟的根本原因是殖民地的經濟衝突——法國重返安地列斯群島對英國造成了威脅，但是英國則以“對抗革命的始作俑者，弒君者，敵宗教者”的名義在歐洲召集了新的聯軍對抗拿破崙。自打1814年和1815年，也就是皇帝倒臺開始，拿破崙就變成了“暴君、殺害歐洲青年的兇手、野心勃勃的傭兵隊長”，或者夏多布里昂口中的“近代一切不幸的根本”。
藉著回憶錄重回法國
1815年拿破崙和他的帝國一起從歐洲大陸上消失了，為了避免麻煩，拿破崙的擁躉用“不在的人”和大寫的“他”來代指他們的皇帝。
但是這一切因為兩件事而有所好轉，第一件是1823年《聖赫勒拿回憶錄》的出版，它很快就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各國出售，拿破崙的形象也從暴君變成了在歐洲推廣啟蒙思想、用法國制度團結歐洲人民的先驅。《回憶錄》也成了無數革命者、改革者的枕邊讀物，甚至遠銷拉美和埃及。資產階級從中看到了對抗傳統價值以重獲失去的民族權利和特權的可能。
第二件事就是1840年路易菲利普一世迎回拿破崙遺體，儘管他的舉動的目的是重新團結自由派，但是這次迎接讓拿破崙的傳奇和形象重新活了起來。甚至還出現了一些領導者給自己的小孩起名“拿破崙”。1851年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政變再次終結了拿破崙在自由派人眼中的好印象。我們先不討論第二帝國在1860s前後逐漸向自由派轉向。路易·波拿巴的政變無疑再次激活了波拿巴黨人與自由派甚至共和人士之間的恨意，這也使得一些歷史學家致力於對一切拿破崙傳奇（無論好壞）刨根問底，來對抗由官方主編的“歷史”，這些人有親自由派的溫和保王人士（梯也爾）以及堅定的共和人士（儒勒·米什萊）。
戰爭背景下的拿破崙
第二帝國的驟然倒塌和對德國復仇的渴望讓拿破崙又以新的形象重新出現，這次，他是愛國主義的發動機。1870s，帝國驚濤駭浪的親歷者正在逐漸走向墳墓，他們想要講述自己的一生。大量的作品以一種“聖徒傳記”的形式被他們自己或者被他們的後代出版，拿破崙的天才開始重新走入大眾視野，例如弗雷德裡克·邁松的《拿破崙在杜伊勒裡》，人們開始懷念拿破崙的執政功業。除此之外，人們更懷念當年的軍事偉業，130個省的法國，以一己之力對抗歐洲的法國。一個曾經無比強大的過去，既能抹去1870年色當的慘敗，也能激起法國人民對德國復仇的情感。
這個思路，同樣在一戰中有所應用，《老師出色的學生》，向法國人民傳遞了一戰的勝利是對過去偉大的延續。而二戰中，維希政府因其自身的親德特色，在他們的宣傳中敵人變成了英國人。在這幅《多虧了英國人》中，貞德和1939/1940年死去的同胞都與拿破崙一起被用來喚起法國人對英國人的敵視，讓他們認為英國人才是法國多年不幸的罪魁禍首。總得來說，從色當戰敗到維希政府，拿破崙都是喚起民族情感的要素，但針對的卻是不同的國家。
當代政治與拿破崙
1930s見證了新馬克思主義對拿破崙形象的解讀，第一帝國和革命進行了和解。拿破崙成了推動歷史執行的“發動機”，他打擊了封建體系、宗教制度甚至是君主制，為後來的資產階級的勝利時代提供了可能。
百日王朝也被視為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預演。拿破崙在58年憲法中的延續，第15條：總統為軍隊指揮，國防最高負責人；第16條，在國家主權受到威脅等緊急狀態下，總統將被授予全權。戴高樂的1958年憲法加強了總統的執行能力，尤其是在共和政體下。雖然總統的職權範圍有更為悠久的源頭（只說我這裡的兩個，指揮軍隊，這個從1445年查理7改革之後，軍隊就逐漸正規化，國王的軍隊才是國家的軍隊；緊急狀態下的全權，這個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獨裁官，但是後者規定只有6個月。），但是與“共和政體（羅馬共和是寡頭共和）”的結合不正是波拿巴執政的遺產麼？
但是隨著68年席捲法國的風暴以及戴高樂主義的最終結束，法國的社會又“躁動”了起來，這時的拿破崙和關於他形象的討論是為了解答擺在當代法國社會前的問題：為何法國無法建立一個和平、可商量的和合法的政治模式來適應兩個世紀以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動盪？又為何會有源源不斷的危機，排成隊的憲法，以及熱愛一切權利的民族與蔑視一切權利國家的分歧。左派的答案是民主革命的不完善，它通常都會誕生於民眾運動之中，但又被政治和權力精英以理性和科學的名義消除，這種手段恰恰是從拿破崙體系中繼承而來的。右派則還是沉浸在“強權”可以用治理手段落實合法性的舊日情緒中，這也是眼下正時髦的史學傾向——由被“曲解的”68精神與從未消散的古老的反動思潮之間激烈碰撞產生的右傾辯論。
這便是拿破崙自霧月政變以來政治身份的變化，他的身份從不固定，也並非由自己決定；政治局勢塑造了他不同的身份，他本人也同樣服務於同時代或後世的政治主張。無論人還是事，從“青史留名”那一刻開始，他們就不再侷限於一種形象，用後世人的眼光替前人站隊無疑是愚蠢的。我們雖然簡單地瞭解了拿破崙政治形象在法國曆史甚至政治上的變化，但這一變化也並非到此為止，他仍在變化。（本文並未涉及波拿巴黨派的視角，波拿巴派人士眼中的拿破崙與第一帝國在筆者的論文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