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這裡談的“文正”是古代的諡號。諡號的意義在於給人蓋棺定論，皇帝、皇后以及諸侯大臣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人物，去世之後朝廷會依據其一生作為給出一個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表達褒貶哀憤的態度。
而“文正”一詞，是自北宋司馬光提出：
“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
以後，便成為了一個皇帝不會輕易與人的諡號。為什麼這個諡號這麼厲害呢？
文：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與賢同升曰文；紹修聖緒曰文；聲教四訖曰文。正：內外賓服曰正；大慮克就曰正；內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潔曰正；圖國忘死曰正……守道不移曰正。（《逸周書·諡法解》）
自北宋真正將文官集團提到統治階級的最主要地位以後，文官所需要具備的品質就完全體現在這兩個字的釋義上。歷來對於人臣的要求無非德才兼備，“正”是德，“文”是才，能夠配得上“文正”這個諡號的人則應當是當朝德才兼備者中最卓越者。
而現在我們可以數一下有哪些“文正”：宋朝得文正諡號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九名；元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明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清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人。
加起來應是二十七位。
首先要說，能夠得一“文”字，這些人個個都是飽讀經綸，能文能詩之人才。然而一定要論一個高下的話，從我們的熟悉程度上就可看出一二。
按人臣“才”“德”兩個標準來評判，首先要學識淵博、善於經綸才能稱“文”，即要以儒家文化為自身思想核心的同時達廣求深，而且還要將其運用到政治上作出功績；那元朝恐怕要退出競爭了，清朝作為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統治集團在對漢文化的深入上也略遜一籌。
而宋明之間，宋朝范仲淹、司馬光可為代表，明朝則無非方孝孺、李東陽可在名氣上勉強相應。
范仲淹是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宋初的時候引導了散文的文風革新，其《岳陽樓記》堪稱宋代散文寫景妙筆與議事、抒情結合的典範，從明清《古文觀止》到今日義務教育的課本里，沒讀書人能不學它；其詩詞從政治抱負到吟詠河山再到寄情抒情，頻出膾炙人口的名句，隨手一拈“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就在後來《西廂記》“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裡尚存倩影。
司馬光則更不必多說，只消經他手主持編纂，親自發凡起例刪削定稿的那部——中國最大的編年史《資治通鑑》，則可當得起“文”這個字。
而方孝孺和李東陽在學術上確實不如范仲淹凌跨千古的氣度與司馬光宏偉豐贍的史筆。方孝孺出名於善發議論和因前者而致的被誅十族；李東陽是大儒宋濂的弟子，著有稿集、詩集，主持文壇，但明朝的文壇卻不可與北宋司馬光、蘇軾、王安石具在，難以“主持”的文壇相比。
“文”者之極致，必定要有跨越古今、千秋同氣的格局，由此最終提名范仲淹與司馬光。
這兩位又如何擔這個“正”字呢？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作為也極堪稱道：先是著名的慶曆新政，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政治局面煥然一新；後因此遭貶，也仍於地方政績卓然，造福所至之處；軍事上採用積極防禦思想，使西夏與北宋得以和平相處，最重要的是大力推動了義學興辦，在提高民族的文化普及度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相較之下，司馬光主政是在王安石以後，而王安石推行過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包括真正有利於民的免疫法、保甲法等，被他全盤否定並廢除，而且對變法派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打擊，且自此引發的一系列政鬥損耗了相當的國力，對於西夏仍採用妥協政策。兩人雖然私德上都堪稱君子，但相比范仲淹，司馬光在國事上消極守舊，眼光不及。
范仲淹之“文正”可謂名副其實。而有爭議則無非是這與兩字不配位。而諸多“文正”之中有文論高於一時者，有殉節成仁出名者，有經國濟世建功立業者，甚至包括單因身份為帝師者；但只有一鄭居中，是“舉進士後以貴妃之從兄弟相標榜”來獲得要職的。
此人於宋史記載中，幾無文集詩作之成就。雖說他也是考中進士來的，但於諸“文正”而言，中進士恐怕只是一個門檻罷了。而此人與後宮勾結以後，為迎合帝意與爭奪權力先是串通他人攻擊大臣，助著名奸臣蔡京復相，後來摻和在政鬥之中，最終暴斃而亡。
一無立言之功，配不上一個“文”字；二無為國為民之建樹，政治手段陰暗，配不上一個“正”字，諡號“文正”自然被當世乃至後世側目。
“文正”在歷來讀書人眼裡分量極重，也不免是因為得此諡號意味著將與范仲淹、司馬光等等一干碩儒比肩。
即便當代沒有諡號，但歷史對人的評價始終存在。卓越難得，但敬精工鑽研之人，遠德不配位之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