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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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很多人眼裡，明朝和後金的戰爭，畫風是牛氣哄哄的大明，突然之間一戰被一群林子裡漁獵部落民一頓暴捶，之後不僅丟掉了一個省份，甚至為了對付這夥漁獵部落民建立的國家，還把國家的半條命搭上。那麼問題來了，努爾哈赤所率領的建州女真只是一群森林裡，過著遊牧生活的落後野蠻人嗎？那他們又是憑什麼，能讓大明王朝在自己經營了二百餘年的遼東折戟沉沙呢？
▲後金軍隊
一說到漁獵民族，很多人受到韓國影視和刻板印象的影響，會想當然地把明代的建州女真，想象成類似北哨兵島和亞馬遜雨林深處的土著民那樣，和當地的生態食物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雖然在明代的永寧寺碑上，的確記載有 “
況其地不生五穀，不產布帛，畜養惟狗……或以捕魚為業，食肉而衣皮”，但明朝當時設立的奴兒干都司，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地理概念。而且翻開明朝和朝鮮的記載，就會發現建州女真的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從明初一直到後金政權建立，所產生的巨大變化，完全能稱得上一個“天翻地覆”。
▲明代女真人
▲遼東馬市
不過不同於蒙古人這種比較正牌的遊牧民族，建州女真的飼養的馬匹數量較少。比如在成化年間，被當作明-朝鮮聯軍犁庭掃穴的目標之一的建州女真首領李滿住，他下轄的一個部落便是“
率三十餘戶居焉，常養馬十二匹”。
這些數量非常有限的馬匹，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並非是為了放牧畜群，而是用來給獵人或採集者，能在更大範圍內尋找獵物的坐騎。因而在明代《遼東志》中，對女真人評價：“
不過，如果只是維持這種遊獵的生產方式，那麼建州女真對於臨近的明朝和朝鮮威脅，頂多只能像18、19世紀的大平原印第安人一樣，只會對西部定居的美國移民會帶來生命威脅，但遠不足以對整個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然而隨著建州女真的經濟生產開始發生改變，地區力量的天平也開始出現傾斜。
作為建州女真社會發展的最大變數，那就是農業和商業的發展。在農耕方面的發展，早期建州女真的農業生產，主要是依賴從明朝和朝鮮邊境劫掠來的百姓，將他們作為部落首領所有的 “耕田阿哈（即農業奴隸）”，專門為部落首領進行農業生產。
再由部落首領則用“耕田阿哈”們生產的農產品，作為手下“諸申（女真百姓）”聽從他調遣的基礎酬勞，這也就形成了《建州聞見錄》中：“
奴婢耕作，以輸其主，軍卒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的情況。
▲劫掠明朝和朝鮮邊境的女真人
建州女真這種損人利己的經濟模式，自然是求錘得錘。隨著成化犁庭的發生，建州女真的歷史也開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過在明朝對建州女真打出暴擊後，如何能永久性地消除女真的劫掠，便成了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對此，明朝開出的藥方，是開始嘗試扶持建州女真的農耕經濟，透過提供大量生產工具、牲畜、種子，希望女真人自己餵飽自己，不再會因缺乏物資而外出劫掠。這一行為如果單純從經濟學上來看，似乎能夠做到邏輯自洽，但理論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隨著建州的女真人口大幅度提高，農業卻因為受制於明清小冰河期的氣候影響，即使當時的建州已經是“
兩岸大野，率皆耕墾，農人與牛，佈散於野”，但到了努爾哈赤時期，農耕的產量依舊是“奴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
不過這裡似乎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一般農業地區的人口，基本是和該地區的農業產出相關，那麼為何建州女真會出現超越農業產量的人口增長呢？答案是商業。從明代永樂年間開始，遼東地區便開放了與建州的馬市。
到宣德年間，更是放寬了交易的商品型別。建州地區的獸皮、藥材、山貨等各種物資，都被允許作為貿易的物件。同時貿易的參與者，也不再只是建州的女真部落首領和明朝政府，民間百姓也被允許進行市場交易。
▲遼東馬市逐漸演變成單純的貿易口岸
除了自由度的提高，遼東馬市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除了最早在永樂年間開放的開原，到天順年間又開放撫順，而到萬曆年間，乾脆一口氣 “
神廟初，復拓寬奠六堡”。之後隨著朝鮮之役後，遼東人參貿易的火熱，大量白銀透過遼東湧入建州。貿易量的不斷增加，帶來的是建州地區商品經濟畸形的繁榮。
除了人口方面的超越農業生產力的增加，到了明代中後期，隨著大量白銀湧入明朝，在與明朝的貿易中，大量白銀也湧入建州。但受限建州女真有限的生產力，白銀所導致的通貨膨脹，甚至比明朝更為嚴重。
▲商品經濟的繁榮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
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之前，為了加強對統治下女真諸申的控制，禁止諸申私自前往朝鮮貿易和採挖人參。根據《建州圖錄》的記載，在一次懲治諸申董海老一行私自越境到朝鮮採挖人參。作為懲罰，努爾哈赤開出的罰單便是“
罰牛一頭或銀十八兩”。
如果只看這個罰單的開價似乎還沒感到離譜的話，那麼再來看同一時期，明朝的物價。在萬曆年間的《明會典》中，記載當時官府採購一隻牛的價格是6兩。換言之，在建州地區，能和一頭牛等價的十八兩銀子，在明朝的北京完全可以購買三頭牛。
▲牛價虛高也反映出建州地區農業生產的牲畜本身並不富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明朝和朝鮮一直都認為開放馬市的行為，是安撫建州夷民的舉措，但實際上，在生產力無法跟上人口和市場需求的畸形商品經濟繁榮下，建州女真對於擁有農業生產技術的生產奴隸，需求量反倒大大增加。
到努爾哈赤統一建州之前，建州地區一個成年奴隸的價格，已經高達“
牛馬二十餘頭或牛馬十七頭，衣七領”。而且商品經濟本身，還讓建州女真能夠支撐起專門從事劫掠人口的職業化掠奪者。《李朝實錄》中就記載有：“不事農業，以作賊為事，所虜人馬，轉賣深處，以生為利”的女真掠奴部族。
▲職業化的女真掠奴者為明朝和朝鮮邊境帶來了更大的威脅
更重要的是，雖然經濟發展處於畸形的狀態，但是商品經濟的繁榮、有限的農耕經濟發展，依然讓建州女真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即使在努爾哈赤統合建州各部之前，在建州的各個部族已經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城寨。
在明朝和朝鮮的記載中，各個女真部族首領所控制的，也從遊獵的“部”，變為了定居的“寨”。而到了努爾哈赤時期，他的根據地，經營了三代人的赫圖阿拉，僅內城規模就有“
以木石雜築，高可數丈，闊可容數三萬眾”。
▲建州女真的城寨在規模和功能上類似俄國17、18世紀在西伯利亞地區的城鎮
不過一個尷尬問題是，不僅只是建州女真的農業發展受到了自然條件的限制，明朝遼東的農業發展也同樣因為自然環境的影響而處於滯後狀態。從明洪武年間控制遼東之後，遼東地區長期都需要來膠遼東海道，從山東地區運送糧食和布匹來供給遼東軍民的日常生活。
在明朝遼東自己都要靠別人養活的情況下，能夠透過遼東貿易到建州的糧食、布匹本身就非常有限。而隨著明代中後期遼東人口的不斷流失，尤其是萬曆朝鮮之役和之後的礦監太監高淮亂遼，讓遼東的人口和正常的農業生產都遭受了極大破壞，以至“
少壯強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在這一情況下，遼東地區維持穩定的對建州貿易，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明朝遼東的社會危機也影響到了建州的生產生活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明朝和建州女真之間的關係，開始從不尷不尬地維持著表面的和睦，開始變得劍拔弩張。畢竟商業貿易的繁榮，是當時維持建州穩定最大的基礎條件。同時，隨著努爾哈赤完成了對建州女真的統一，建州女真實際上也在進行著社會轉型。
隨著努爾哈赤對封建等級秩序的構建，以及大量來自明朝遼東和朝鮮邊境的逃難百姓前來，建州女真中廣大的“諸申”，政治地位開始下降，並且生產生活開始受到所屬貝勒的嚴格控制。
▲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對女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改變
這些集權措施，雖然對於提升政權實力非常有效，但對民間生產控制的增強，必然導致民間商品經濟活力和產能的下降。在建州女真依舊非常依賴商業貿易的情況下，能否獲得足夠的糧食、布匹，就成了維持政權存續與否的關鍵。
而為了這一目標，努爾哈赤將掠奪來的明朝和朝鮮百姓，統一編為專門用以農業生產的“養人”，同時調集諸申進行大規模農墾。然而正如前文所說，雖然《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吹噓此時已經建州“
穀物豐足，糧庫充裕”，但實際情況則是努爾哈赤自述的“我國向無積蓄”。
▲在入侵遼東之前，努爾哈赤就已經面臨巨大的糧食供給問題
在這一情況下，努爾哈赤政權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向南獲得更加適宜耕種的土地。實際上早在努爾哈赤和明朝翻臉之前，努爾哈赤就已經開始謀求明朝遼東的土地。在薩爾滸之戰前，努爾哈赤就已經派人進入明朝遼東境內，在無主荒地進行墾荒種地。而注意到建州女真異動的遼東邊軍，也針對建州女真對其農田進行破壞。
▲明朝和女真的衝突在薩爾滸之戰前，從邊境劫掠轉變為了生產資料的爭奪
最後，如果從明朝的角度來看，針對遼東戰爭，總能有無數的理由來總結明朝的失敗。但如果從後金的角度來分析，那就只有一個非常純粹的原因，那就是這場戰爭是有關建州女真政權的生死存量爭奪。所以明末的遼東地區，實際上面臨著“兩個只能活一個”的無解狀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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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奴兒干都司及其衛所研究》楊暘
《有關滿足入關前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姜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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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遼東佟氏先世考辯》楊海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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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紀》孟森
《中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王綿厚
《明代登遼海道淺析》劉俊勇 王露
《明萬曆年間北京的物價和工資》高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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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遼東馬市探析》李良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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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志》任洛
《全遼志》李輔
《三朝遼事實錄》王在晉
《李朝實錄》
《明實錄》
《明史》
《清史稿》
《清實錄》
《滿文老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