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向威尼斯侯爵介紹如何使用望遠鏡
近代科學的產生有著深厚的人文背景。如果說文藝復興構成近代科學產生的藝術背景的話（［1］），那麼，宗教改革是文藝復興開始以後對包括科學在內的西方文化產生震撼的又一股強大沖擊波。在這個過程中，宗教在為自身尋求發展的同時，無意間也為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營養和環境，從而成為重要的推進之一。宗教改革涉及上帝觀、自然觀和人性觀三個層面的重大轉變。這三個層面的重大轉變都直接或間接地為近代科學之樹的破土而出鬆動了土壤，輸送了營養，並與其他的人文背景一起為近代科學之樹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環境。
一、上帝觀的轉變對近代科學的影響
中世紀的托馬斯主義認為，上帝是至高無上的，需要透過中介——教會來傳達上帝的旨意。中世紀的教會同時也掌握著政治的權利，它可以藉助於政權來維護自己的權威。這樣，神權透過俗世的教會獲得世俗權，教會和政治合二為一以後，使得這種權威進一步合法化。中世紀的科學自然也成為神學的奴婢。當時的教會出售的贖罪券，更是引爆這一不滿的導火索。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宗教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的格局，卸掉了人們心頭的政治包袱，為人類自由地探索外部世界搬開了體制障礙。因此，宗教改革所促成的某種程度的政教分離，即把上帝的權威與政治相分離，在另一個意義上為近代科學的產生鬆動了土壤。
宗教改革運動提倡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釋聖經，使得認識主體在認識世界時獲得了獨立思考的許可權。使人類與上帝接觸的方式轉變為直接接觸上帝。對此，馬丁路德在教義上做了大量的調整與重新闡釋，指出只要人們以 “信靠”（［2］）方式堅定信念，上帝就可以來拯救你。因此，所有的信仰者都有資格擔當祭司的身份，而無須藉助於教士，普通訊徒有權按自己的方式去閱讀和解釋《聖經》。“這就鼓勵了在自然闡釋方面的思想獨立，就像在《聖經》中解釋一樣。”（［3］，p。85）使得人們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認識世界的方式得到了認可，從而使人類在思想上獲得了極大的解放。
綜上，中世紀的教會藉助於政權來行使神權以壓抑人類。經歷了宗教改革的洗禮之後，人對上帝的認識，以及人與上帝的關係都發生了一定的轉變，人們不再盲從於教會。上帝不是不可接近，只要人類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因而，人從上帝那裡得到了部分的解放，這間接地為解放思想準備了條件，還進一步為科學認識的客體——自然界的認識打下了觀念基礎。
同時路德的“因信稱義”，更進一步堅定了上帝為自然界制定秩序的信心，強化上帝創造的是有條不紊的世界的觀念，這種堅定不移的信仰是最根本的。相信一切事物存在並有其固有的規律這個觀念，這是可以理解和可以預言的，而這些都成為任何理性和科學活動的基礎。（［4］）在這個過程中人的主體性進一步增強，思想得到進一步的解放，以此為基礎，“經驗”得到關注與強調。這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與認同都埋下了伏筆。進而，從主體和客體兩個方面為近代自然科學研究準備了土壤。
二、自然觀的改變對近代科學的影響
中世紀的教義告訴人們應離群索居，遠遁塵世，這樣才可以獲得救贖。而宗教改革運動則徹底地改變了人們對自然界的這種態度。《比利時信條》（1561）是一份加爾文派的信條，在低地國家（這些國家尤以植物學家和自然科學家著名）特別具有影響力。他宣稱，自然界是“我們眼前的一本佳作，在其中一切受造之物，無論大小，都引導我們觀摩上帝不可見的事”，這些觀念都被皇家學院所接受並採納。（［［2］］，p。266）所以，加爾文在此暗示宇宙是“上帝榮耀的劇場”，人類在其中是一個心存讚賞的觀眾，對於受造界的詳細辨別可以使人們理解創造者的智慧。這些關於自然界的觀念都對近代自然科學產生了較大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認識自然就是認識上帝，成為人類去探索自然界之神秘的宗教動機。按照基督教義，自然界是上帝的創造物，顯示了上帝的智慧，“促進對上帝之愛的最好方法就是自然、神恩和天國的榮耀向人們顯示上帝的形象，所以首先要加強理解上帝在自然中的體現，從其傑作中看到造物主，並透過對這些傑作的認識和愛昇華為對上帝的認識和愛。”（［5］，p。375）其實這些觀念在傳統的基督教神學中已然存在，宗教改革的影響在於進一步重申並踐行了這一觀念，這也成為催生近代自然科學的不容忽視的因素。宗教信仰給人以強大的力量去探索自然界。（［6］，pp。2-3）因而出於對上帝之愛，人類更加熱愛自然界，更是勇往直前地為愛獻身，為探索自然界的神秘而獻身。
其次，宗教改革強化了人投入大自然的懷抱可以得到幸福和快樂的觀念。認識自然界可以給人帶來內在的精神愉悅，這與科學的精神需求無疑是合拍的。當然，這一定程度上受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的影響，並在藝術的薰陶之下進一步加強，使得人們由遠離與逃遁到親近與熱愛，這是宗教改革運動值得重點關注的轉變之一。在這種人文主義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對自然界採取與中世紀完全不同的態度，不再出世潛修，而是入世工作，人投入上帝的懷抱才可以獲得快樂，這個懷抱就是大自然。從近代科學的角度來看，科學研究也存在著科學家內在的精神需求的滿足，或者可以說宗教改革無意中與科學的精神需求達成一致。可見，人文主義者已經在宗教與科學之間打通道路，至少在觀念上把人的快樂與為塵世作貢獻聯絡在一起，尤其是重視和尊重對自然界的研究。
最後，宗教改革後形成的社會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無意中又與科學可以創造物質財富這一功能不謀而合。用默頓的表述是“始料未及”的社會後果。（［7］，pp。894-904）“頌揚上帝”在中世紀的天主教中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後，尤其到了十七世紀，這句話已被賦予了新的涵義，最終凝結成“公益服務是對上帝最偉大的服務”（［7］，p。456）的社會功利主義觀念。宗教改革之後的清教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清教對“上帝的頌揚”在現實中被制度壓抑成功利主義，為了更好的“頌揚上帝”退卻為以功利主義作為指導現實的原則。
在這一點上看來，可以說功利主義的觀念，為近代科學的產生準備了一定的外部條件。尤其在清教倫理的影響之下，吸引了更多的人去研究自然，從而在宗教的引導下進入科學領域。以牛頓、波義耳為代表的近代科學家就認為，與科學相關的“這些世俗活動和科學成就彰顯了上帝的偉績，增進了人性之善”（［11］，p。314）。“人如果想侍奉神，不是退隱到教堂去作隱士，而應該忠誠而勤奮地做有用的工作”（［8］，pp。48-49）對自然的潛心研究成為信徒的一種神聖職責。
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萊布尼茲、牛頓等著名近代科學的開創者都是懷著這種神聖感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的。因為教義告訴他們，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是促進人性之善的，是改變人類在世之命運的。這樣看來，清教倫理和科學有著共同的假設與持久的信仰，在神召下更是激發了科學家的工作熱情。於是“宗教這種以直截了當的方式讚許和認可了科學，並透過強化和傳播對科學的興趣而提高了社會對科學探索者的評價。”（［11］，p。108）
所以，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之下，認識自然就是認識上帝。人類研究自然界就是在與上帝交流，就是在讚美上帝，就為被拯救增加了一個砝碼。認識自然可以給人類帶來內在的精神滿足與外在的物質財富，強化了人類透過自然界來理解上帝的信念，並付諸實踐，這恰恰是對上帝的頌揚。因而，從結果上看，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功能是不謀而合的，因為科學研究可以給人類帶來內在的精神愉悅，同時也為人類帶來物質財富。這種投身於現世的積極態度一併成為近代科學產生的思想資源之一。
三、人性觀的嬗變對近代科學的影響
按照中世紀托馬斯主義的觀點，上帝對人是命定的，人在上帝面前沒有任何自由，人的靈魂獲得拯救不是上帝的直接施恩，而是藉助於教皇，並絕對地服從於教皇。於是，人被牢牢地禁錮在教皇的教義與教規之中，不得有任何違背，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這往往成為科學史中宗教對科學產生負面影響的典型案例。宗教改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種觀念。路德的“因信稱義”注重的是個人內心對上帝的認知轉變，同時對於這種內在的轉變必將會引起的外在生活的改變，對此路德是予以肯定的，他說信仰是生活的常青樹，上面必然長著愛和智慧的果實。
所以，確定的獲救感必然表現為獲救的歷史程序，其外在表現為生活方式和歷史的功績等事件，進而這些外在事件也可以成為獲救的標誌，包括：它們是由信仰帶來的生活態度的轉變引起的；它們是個人積極主動參與生活的結果。（［9］，p。590）這成為宗教改革在人性觀上嬗變的重要方面。從近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這對從事科學研究的主體——人——的影響亦成為不容忽視的重要層面。下面分別從人的獨立意識的覺醒、人的內在精神和人的外在生活三個方面來分析人性的嬗變以及這種嬗變對自然科學的影響。
首先，人的獨立意識在文藝復興的洪流之下被沖刷出來，宗教改革則使其進一步彰顯，這為人類樹立獨立思考的研究意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教會的權威慢慢地但確實地在人心中削弱了，個人開始表露出獨立思考精神。”（同［5］，p。258）個體只要“因信”就可以“稱義”，人依賴自己就可以同上帝溝通並獲救，信是第一位的，善行是第二位的，信是內容，善行是形式，僅僅依靠形式是無用的，重要的是個人的信心，這是個體自己所能決定的。在宗教上人的意識被喚醒，極大地體現了主體性的喚醒，於是，人們才會有這樣的疑問：“我作為一個個體如何做才能被救贖”，但在當時的教會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
在人文主義者的“迴歸本原”的思潮之下，迴歸到上帝那裡去尋求答案，而不再依賴於教會來尋求“我”如何才被救贖的答案。宗教改革運動亦提出“迴歸本源”的口號，希望重新挖掘“基督教本質”，深度解讀作為個體的“我”是如何被救贖的。
其次，宗教改革所引致的由“救贖”向“悔改”的轉移，反映了人類對其自我能力的肯定。宗教改革的影響是在人類文化內部的內在的轉變，具體到個人是對於人的心靈、人的精神的解放產生著深遠影響。人開始在宗教上意識到作為個體的“我”獲救的重要性。所有的人類都是上帝平等創造的。“這種自覺意識學說在基督教父理論中得到發展，不僅包括人對自己罪孽的認識，而且作為人在積極與罪孽作鬥爭中的懺悔”。（［16］，p。317）人的自我意識被喚醒，在多種因素的共同匯交下，達成了對人類的自我能力的認同。最後，宗教改革使人們更加嚮往豐富的物質生活，並訴諸實踐，這同時也是科學的外在的功能。可以從每個人對入世工作的個體認知和外在的社會認同兩個方面來看。
從內在的個體認知來看，宗教改革運動重新發現了“召命”觀念，原來的“呼召”是拋開世界，宗教改革運動則否定這一觀念，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不只是得到子民的信心，更加重要的是要子民在生命的範圍中表達這種信心，並活出信心。這一觀念的傳遞主要體現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對“聖召”（vocatio）的使用，這個詞在今天意味著：“一個此世的事業或活動。”這是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中被廣泛接納的觀念“基督徒蒙召是在世界中服侍上帝的”（［2］，p。257）。這也恰恰是一些科學家從事對自然界研究的原動力之一。集中體現在對待工作的態度上，宗教改革所倡導的與科學所能夠帶來的價值合二為一。在當時的史境中，大多數的工作內容與自然界相關。這種工作價值導向所導向的實踐即是從事認識自然界等活動，即為他人服務、為社會造福，並獲得物質財富。這恰恰也是科學的功能。
從社會的外在認同上來看，對於從事科學研究的人的態度與以往明顯不同。蘭迪諾認為，那些從事社會事務的人當然是為人類帶來福利的，但這只是暫時的，而那些致力於探索自然奧秘的人卻能為人類造永遠的福。他們對公眾才是最有利的（［9］，p。84）。所以，科學的實用性讓近代科學在宗教佔主導的年代得以成長壯大。
綜上，宗教改革的影響之下，人的獨立意識逐漸增強，在獲得內心的解放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卸掉了外在的束縛。在文藝復興的藝術自由的大潮之下開啟人的心扉，文藝復興的藝術已為其開先河，宗教改革緊隨其後，基督教所頌揚的發現人性、尊重人性、改造人性，得到進一步彰顯。這也恰恰是人文主義精神的宗教反映。
小結
綜上，宗教改革所帶來的上帝觀的轉變，打破了原來在人們頭上的鐵的神和權的合作，人不再只是匍匐在上帝的腳下，唯唯諾諾地盲從於教會，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見解去解讀聖經。這為人性的覺醒準備了外部條件，同時宗教改革為人類自信心的確立從內在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在自然觀上，認識自然就是認識上帝，自然界是上帝的傑作，使人們從事自然界的研究更加合法化。認識自然界可以給人類帶來內在精神與外在財富的滿足。
布克哈特曾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主題概括為：“發現世界和發現人”（［ ］，p。311）。宗教改革則內在地重新調整了人與世界的關係，進一步地從內在發現了人的價值。可見，宗教改革所倡導的基調與自然科學的功能是一致的，可謂不謀而合，殊途同歸。這正是本文所論證的。
在此我們只是側重於考察近代科學產生起點上宗教改革背景，及其在歷史程序中曾給予近代科學的衝擊和為自然科學提供的人文動力，即使是反面的，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因為從社會系統論的角度看，這些臨界點上的微調往往會成為系統突變的重要因子。當然，這並不能必然地推出科學與宗教不存在衝突的結論。更不是否認宗教曾給科學的阻力，因為在宗教改革時期，以人為中心的世界關於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仍然不時呈現出尖銳的衝突，宗教壓制科學的事件依舊存在。（［20］））與中世紀相比，這個時期由於教派林立，基督新教不同宗派對異端的壓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21］）但無論如何，宗教改革對近代科學的衝擊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宗教改革的餘響對近代科學發展的影響，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甚至可以說是重要的，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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