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有人在深圳許下一個春天的諾言。從此之後，無數人千里夜奔來到這個大都市。
有人和我說：深圳是個人造的城市。它像個市場下的大熔爐，一併吞下來自五湖四海的逾1300萬的人口。
四川口音，東北口音，卻很少聽到“深圳口音”這個詞。
深圳，像個苦苦經營的重組家庭，堪堪用極快的發展速度掩蓋某種程度上的蒼涼感。一線城市的稱謂上，究竟是北上廣深、北上深廣、還是北上廣深杭，深圳人很少放到明面上說。
深圳，一直是我的中轉站，一直很想去那裡生活但每次都只是當了過客。我喜歡深圳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重組性”和重組後的”穩定性“，在這個大環境中我們可以很好的隱藏自己，不問來處，不究歸途。
回溯過去，在我媽那個年代，“北漂”是有範兒；到了九十年代，“南下撈金”是敢闖。
成功的淘金者褲兜裡揣著大哥大，回到村子裡，捲起褲腿餵豬，等到了深圳，西裝革履髮膠頭，就連說普通話的腔調裡都入鄉隨俗地帶了些“老廣”口音——兩個河南老鄉學著港商用“港普”談生意，一點都不稀奇。那個年代的淘金弄潮兒，能和同樣嗅到商機的港商搭上線，是一件“有面兒”的事。
“有錢”，逐漸成為深圳的城市名片。俗嗎？誰會和錢過不去。從小漁村到大都會，除了史料愛好者，很少有人會去想，40年前的小漁村是什麼樣子的。
今天要聊的電影和深圳有關。
這部電影
裡沒有小漁村，沒有大都會，有的只是一種難以言表的迷茫。
——
《過春天》
這種迷茫也許是，一個下雪的夜裡，我在海外留學的朋友蹲在亞洲超市的門口，手裡捧著一包比國內要貴上20倍的老北京牌泡麵，在電話裡對我說“現在過得還行吧”。
畢竟深圳是空中之城。它不會排斥你，卻也不會吸納你，它也許只是一塊土地。在一些人眼裡，它是沒有根的。你在深夜裡為深圳哭泣，其實只是在為自己哭泣。
春天之約，又浪漫，又殘忍。
TVB之夢與蝱蠅現實
一河之隔，另一個“世界”。
半年前，我陪第一次去香港的朋友走羅湖口岸過關。人很多，與她喜於言表的雀躍相比，周圍包裹著我們的人的臉上更多的是一種滲入很深的麻木。有的人會戴上口罩，露出的雙眼像貧瘠之地上的兩汪深井，疲倦如塵埃，眼屎如蛛網。
朋友問：“工作日這麼早來，怎麼還這麼多人啊？”
這些人很多都是每日往返香港深圳的打工族。出了這條長長的關口，立刻換上另一個節奏的面孔。其中，也有人每日往返兩地“掃貨”，靠關稅差額來營生。有專職、有兼職，哪怕在香港有份“體面工作”，也不妨礙他們偶爾賺點外快補貼家用。
《過春天》的主角佩佩就是一個靠“走水”賺交通費的學生。
佩佩的身份比較複雜。由於在香港出生，所以她可以享受從小學至高中的免費香港教育，由於母親是內地人，她不得不每日在兩地間奔波。
電影一開頭，佩佩在班裡幫同學貼手機膜、兜售手機殼。
在其他關於香港的鏡頭裡，幾乎看不到TVB裡兢兢業業的港式精英或相互守望的香港街坊。
有的是佩佩在搭乘地鐵或穿梭巴士時的漫長而空洞的凝視。
佩佩與在香港重組家庭的父親見面時的欲言又止。
佩佩爬上上環的富人區，和朋友一起感慨有錢人的生活。
其中一個畫面是遊艇派對。派對中的音樂和遊戲販賣著粗野的快樂。遊戲結束，每個人都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原來他們也是在香港求生的普通人。
《歲月神偷》裡，一句很出名的臺詞：生活就像一雙鞋，一步難，一步佳。難一步，佳一步……
在《過春天》，不僅是佩佩，每個人都像是被生活推搡著，前進，後腿，不由自己。
生活不是TVB，一口甜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是蝱蠅。
最終極的迷思，是明白“我是誰”
很感謝導演白雪，用一部電影將像佩佩這樣的“單非”學生從苦海浮沉的底部打撈起來，讓更多人知曉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存在著。她沒有想要撬動什麼、或者改變什麼。甚至在採訪的時候，她對“女性導演”這樣的標籤並不是太能接受。
她說：“我只是想要記錄一些東西”。
再說回九十年代。
深圳內部流傳著一些故事，在外人聽起來如同都市傳說。比如說“二奶小區”。有家室的港商來深圳做生意，與內地女性發生包養關係。他們去香港生下的孩子，就被稱為“單非兒童”——即父母中一人不是香港居民。
到了讀書階段，其中一些“單非兒童”便成為跨境學童，住在深圳，求學香港，每天花費在交通上的時間至少四小時。
但求學的艱苦還不僅在此。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差異之大，不僅是粵語和普通話、繁體字和簡體字之間的差異。
佩佩想要錢，是為了能和唯一的好朋友去日本旅遊。她賣手機殼，去餐廳當服務員，甚至陰差陽錯成為“走水少女”。她真的想去日本嗎？未必見得。但她的朋友是她在香港這塊土地極少能維繫的社會關係之一。
佩佩在香港，是Jo的朋友。
每天奔波求學很辛苦，沒關係，她是Jo的朋友。她的父親和自己的家庭走在街上會假裝不認識她，沒關係，她是Jo的朋友。
所以跟著她翹課，為了她打工，完全沒問題。
佩佩最在乎的不是這份友情，更深層的，她在乎的是自己在香港的這段關係紐帶——這也是為何她會和Jo的男朋友阿豪產生曖昧的情感，為何她如此希望能加入地下走水團體。
渴極了的人，不會在乎自己喝下的是什麼水。
畢竟，她極難在香港再找到類似的自我認同感。正如她難以在深圳的家庭裡找到類似的感覺。
“我是誰”這個問題，是最終極的哲學迷思。
像佩佩這樣的邊緣人還有很多。南國的橘子，非要到別的地方生長，就會變得苦澀。往返港深兩地的學生哥學生妹，即便，許多交集的鬱苦也難為外人道——說多了，別人又覺得這人真矯情，怕不是在炫耀什麼吧。
其實真不是。
我還記得，我的朋友從過關口岸出來，一臉不真實地問我：這就是香港？
某一刻，我想到了佩佩的母親爬上一座小山坡，看著遠方被雲霧模糊掉的城市，她也是喃喃地問了一句：這就是香港？
彷彿她從未去過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