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相忘於江湖，不如關注“行之無涯”。
四、中國文化的弊病
說了中國文化的建樹，那也就有必要討論一下它的弊病了。
中國文化體量大、壽命長，弊病當然很多。我為了與前面講的三個“道”對應，也選出了三個“弱”。
中國文化的第一個弱項，是疏於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作為一個社會學命題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新闡釋的，卻是歐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點。中國文化對此一直比較黯然，歷來總是強調，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所謂“忠孝兩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嗎？不。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
你看，古代一個官員坐著轎子來到了某個公共空間，前面一定有差役舉出兩塊牌子：“肅靜”、“迴避”。這麼一來，公共空間一下子又不見了。那麼，似乎只好讓知識分子來關心公共空間了，但是中國文人遵守一個座右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這裡邊所說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間，他們不予關注。他們有時也講“天下興亡”，但主要是指朝廷興亡。
這個毛病，與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一個重要論述對比一下就更明顯了。康德說，
知識分子的崇高責任，就是“敢於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
我在國外遊歷時，經常聽到外國朋友抱怨中國遊客隨地吐痰、高聲喧譁、在旅館大堂打牌等低劣行為，認為沒有道德。我往往會為自己的同胞辯護幾句，說那個高聲喧譁的農村婦女，很可能收養過兩個孤兒。他們的失態，只能說明他們不知道公共空間的行為規範。責任不在他們，而在中國文化。當然，這樣的事說到底確實也與道德有關，那就是缺少公德。
現在，中國文化的這個缺漏只能靠我們當代人來彌補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設“文化強市”，我認為，最重要的支點不在於推出多少作品，而在於重建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時又是最大的文化課堂。廣大市民的集體人格和審美習慣，都在那裡培養。
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弱項，是疏於實證意識。
已故的美籍華人史學家黃仁宇教授說，中國歷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數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個新詞彙，來闡述一個老問題。他特別舉了明代朝廷檔案《明實錄》的例子，發現那裡記載的數字大多很不準確，甚至極為荒謬，但從撰稿者、抄寫者、稽核者，到閱讀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區。這個盲區，在中國現代有增無減。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實證架勢的數字，往往最難相信。什麼“三個月戡亂成功”、“畝產二十萬斤”、“百分之九十五的當權派都爛掉了”等等，這些風行全國的數字，有哪一個得到過實證？
實證意識的缺乏，也就是科學意識的缺乏。這種傾向，使中國文化長期處於“只問忠奸、不問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實，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礎。
現在讓人痛心疾首的誠信失落，也與此有關。假貨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禍害最大；謠言哪個國家都有，但對中國傷害最深。這是因為，中國文化不具備發現虛假、抵制偽造、消除謠言的機制和程式。
多年來我發現，在中國，不管什麼人，只要遇到了針對自己的謠言，就無法找到文化本身的手段來破除。什麼叫“文化本身的手段”？那就是不必依賴官方的澄清，也不必自殺，僅僅靠著社會上多數民眾對證據的辨別能力，以及對虛假的邏輯敏感，就能讓事實恢復真相。對此，中國文化完全無能為力，中國文人則大多助紂為虐，幾乎所有後果最壞的謠言，都是文人制造出來的。本來，傳媒和網際網路的發達可以幫助搜尋證據、克服謠言，但事實證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謠言的翅膀，滿天飛舞。
總之，中國文化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我曾用八個短句進行概括：造謠無責，傳謠無阻；中謠無助，闢謠無路；駁謠無效，破謠無趣；老謠方去，新謠無數。
由此聯想到社會大局，什麼時候只要有人故意造謠生事，一定會引發一場場難以控制的人文災難。我這些年在香港，驚訝地發現那裡很多文人都固執地相信直到今天汶川地震的現場還“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我怎麼用親身見聞來反駁都沒有效果。對照世界上其他遭遇自然災害的國家，救災行動遠遠比不上中國，卻並沒有這種謠言。因此我不能不認定，這裡確實隱藏著中國文化的一大毛病。
中國文化的第三個弱項，是疏於法制觀念。
我不是從政治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中國至今最流行的文學，仍然是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在藝術手法上頗多佳筆，但在文化觀念上卻一定在頌揚“法外英雄”。這種英雄國外也有過，如魯賓漢、佐羅，但文化地位遠沒有在中國文化中那麼高。在中國文化中，“好漢”總是在挑戰法律，“江湖”總是要遠離法律，“良民”總是在攔轎告狀，“清官”總是在法外演仁。這類“總是”還可以不斷列舉下去，說明中國曆來的民間靈魂大多棲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飄零在邊緣地帶。
當然，這也與中國法制歷來的弊病有關。相比之下，與中國的“水滸好漢”幾乎同時的“北歐海盜”，卻經歷了從“家族復仇”到“理性審判”的痛苦轉化過程。中國的這個轉化遲至現代才開始，但在文化上卻一直沒有真正開始。這個問題，我在《行者無疆》一書中討論北歐海盜的那些文章，有較詳細的論述。
中國文化對法律觀念的疏淡，嚴重影響廣大民眾快速進入現代文明。
讓人擔憂的是，現在有很多官員還在忙著表演離開法制程式的所謂“親民”舉動，把上訪看作起訴，以調解替代審判，用金錢慰撫非法，結果，法律被貶，正義蒙塵，兇者得利，善者受損。更嚴重的是，不少活躍在傳媒和網路上的文人還把自己的喧鬧圍啄當做“民間法庭”。其實，中外歷史都證明，世間一切“民間法庭”都是對法律的最大破壞。
中國文化的弱項還有很多，我曾在香港鳳凰衛視中很系統地講過一年，今天由於時間有限，僅舉上述這三點。但是，僅此三點已經夠沉重的了。要克服，恐怕要經過好幾代。
五、近三十年的進步
由於我對文化的定義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集體人格，因此在整體上對中國文化的現狀很不滿意，有時甚至很憤怒。虛假、空洞、重複、極左、奉迎、低智、惡趣、媚俗之風，在文化領域越演越烈。
我認為，造成了這些現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國文化體制的慣性延續。由於這種體制與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越來越格格不入，因此比過去任何時代都不可容忍。
但是，如果不理會這種陳舊體制，而是看社會的正常層面，那麼，在一些基本文化觀念上還是取得了重大進步——
第一，由於三十年來“注重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實踐，比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這種民生文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思維主軸，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重點，與以前沒完沒了的鬥爭哲學劃出了時代性的界限。以這種民生文化為座標，過去流行的“宮廷興亡史觀”也在漸漸被“全民生態史觀”所替代。目前，這種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製度、更健全的服務體系、更良好的生態環境推進。這一切，看似經濟事件、社會事件，但在我看來，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於改革開放，文化視野開拓，比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
所謂多元文化，其實也是包容文化、差異文化、對峙文化。絕大多數中國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賞許多異己的藝術形態，新生的一代更願意把創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間。這對於長期處於“大一統”傳統之下的中國文化而言，實在是一大進步。
與廣大民眾相比，倒是有些官員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大為落後，仍然固守著保守的奉承觀念，頤指氣使。但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這已經不成氣候，多元文化的觀念已經推向了全社會。現在，反倒是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多元化程序缺少理解和寬容。
第三，由於一次次全民救災的行動，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在我看來，全中國上上下下從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聲音，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轉型。因為類似的情景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有了“生命第一”的觀念，人性、人道的命題都可以一一確立，大愛、大善的行為也可以進一步發揚，直逼我在前面所說的文化的最終目標。顯然，這是中國文化從精神上站立起來的最重要標誌。
大家可能已經從香港的報紙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後，與海內外那些熱衷於編織“哀鴻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開了激烈爭論，核心問題就在於：全民支援災區的事實，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國的文化精神，是靠愛，還是靠恨？我認為，中國社會沉澱的恨已經太多，好不容易迸發出了普天大愛，應該珍惜，不容糟踐。
除了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對於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瞭解也落後於廣大民眾。這也難怪，由於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們大多還沉溺於書面文化、謀臣文化、大批判文化裡邊，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實質性進步之後，我們還應看到，這些進步還帶有不少被動性和脆弱性，有待於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於社會體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於民主程序的推進，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於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經出現，努力有了依憑。
六、當前的文化隱憂
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問題，比它的歷史弊病還要複雜。
因此，我今天的演講要在這個話題上停留較多時間，大膽地把幾個隱憂坦陳出來。
第一個隱憂，復古文化正在衝擊著創新文化。
前面剛剛講過，我不贊成拿著西方文化的兩百年來壓中國文化的五千年。這話本該說得理直氣壯卻很難理直氣壯了，因為最近幾年，國內突然風行起復古主義，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
其實，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於創新，而不是懷古。要懷古，比中國更有資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們不創新，成天向世界講述巴比倫文明和法老遺言，怎麼能奢望在現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很遺憾，開啟我們的電視、報紙、書刊，很少有一個創意思維引起廣泛關注，永遠在大做文章的還是一千年前的梟雄心計、七百年前的宮門是非，以及古人之 奪、古墓之爭、老戲重拍。
本來，做一點這種事情也未嘗不可。但是，
在文化判斷力不高的現代中國，社會關注是一種集體運動，傳播熱點是一種心理召喚，倚重於此必然麻木於彼。
幾年下來，廣大民眾心中增添了很多歷史累贅，卻沒有提升創新的敏感度，這不是好事。
復古文化在極度自信的背後隱藏著極度的不自信。因為這股風潮降低了中國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進行平等對話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語、自娛自樂、自產自銷、自迷自醉。這是中國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倒退。
更讓人警惕的是，這幾年的復古文化有一個重點，那就是違揹我前面講過的“愛和善良”原則，竭力宣揚中國文化中的陰謀、權術、詭計，並把它們統統稱為“中國智慧”、“制勝良策”。相反，復古文化從來不去揭示中華大地上千家萬戶間守望相助、和衷共濟的悠久生態，這實在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
這種曲解，已經傷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質，傷害到了後代的人格建設，也傷害到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股復古思潮，甚至對近百年來發生的某些社會文化現象也進行過度誇耀。
例如在我生活時間較長的上海，一些人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樂門”的濫情描述，對當時還處於起步狀態的學人、藝人的極度吹捧，就完全違背了基本常識，貶損了一個現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僅是上海，據我所知，這些年各地已經把很多處於生存競爭過程中的民間藝術、地方戲曲，全都不分優劣地當做“國家遺產”保護了起來，把它們稱作“國粹”、“省粹”、“市粹”，順便，還把老一代民間藝人一律封為不可超越的“藝術泰斗”、“文化經典”。這在文化史上鬧了大笑話，還阻斷了民間藝術新陳代謝的自然選擇過程，反而惡化了文化生態。
保護，對破壞而言，是一個正面概念；但對改革而言，則很可能是一個負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就意味著倒退。
由於很多文化官員對於文化發展的大勢缺少思考，這股失控的復古勢頭也獲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結果，當過去的文化現象在官方的幫助下被越吹越大，創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個隱憂，民粹文化正在衝擊著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經說到，康德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敢於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 性 ”。這句話的關鍵詞，除了“公共空間”就是“運用理性”。但這些年來，理性文化還沒有來得及被廣泛運用，卻受到民粹文化的嚴重衝擊。民粹和復古一樣，都是在設定虛假信仰。任何虛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騙。
每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都應該重視民眾的呼聲，但是，這種重視必須透過真正的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式來實現。應該承認，世上許多重大課題，一般民眾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
例如，在我的記憶中，如果三十年前拿著“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大問題進行民意測驗，肯定很難透過。因為這會使很多“鐵飯碗”保不住，而一般民眾又無法預計中國經濟後來的發展。又如，現在如果拿著“低碳”、“減排”、“禁獵”、“限牧”、“休漁”等問題交付民意裁決，情況也會很不樂觀。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則，那麼，人類為什麼還需要那些苦苦尋求真理的文化大師，而且他們都那麼孤獨？
孔子流浪十幾年，一路上沒有什麼人聽他的，除了身邊幾個學生；老子連一個學生也沒有，單身出關，不知所終。如果讓當時的民眾來評判，他們這些默默趕路的人什麼也不是。民眾追捧的，是另一類人物。
對於民粹主義，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都不陌生。那時候，普天下都是大鳴、大放、大批判、大揭發，號稱大民主。發起衝擊者，就是自稱“革命群眾”的造反派。他們被一些投機文人封為“弱勢群體”，但當時真正的弱勢群體，顯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認為，“文革”如果僅僅是一場上層的政治鬥爭，那還算不上災難；但是，當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立即就變成了一場全民浩劫。幸好，他們那時只用大字報，還沒有網際網路。
民粹很像民主，卻絕對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濫，是對不民主的懲罰，但是這種懲罰喚不來民主。民粹對於民主的損害，甚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讓人嚮往民主，民粹讓人誤解民主。
由於民粹主義歷來是一群投機文人挑唆起來的，因此還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識分子站出來堅持冷峻的理性，與他們對峙。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由於多年來對於民粹的放縱，現在要面對著它來堅持理性，已經成為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民粹主義表現在文化藝術上，就是放棄應有的等級和標準，把底層觀眾的現場快感當做第一座標。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的美學都告訴我們：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對人的提升。一切優秀的文化藝術本是歷代大師辛勤架設的提升人們生命品質的階梯，民粹主義拆掉了所有的階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鬧。
當然，嬉鬧也可以被允許。但是應該明白，即使普通民眾，也有權利尋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權利享受高出於自己的審美等級。
今天我要請在場的同學們冷靜下來設想一下，如果把人類歷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藝術大師都一一交給當時當地的民眾來“海選”，結果能選上哪幾個？我可以肯定，一個也選不上。“海選”，是社會上部分愛熱鬧的年輕人的短期遊戲，與藝術的高低基本沒有關係。最有精神價值的作品，永遠面對著“高貴的寂寞”。雖然寂寞，卻能構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嚮往，如黑海的燈、遠山的塔。
總之，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文化藝術一旦受控於民粹主義，很快就會從驚人的熱鬧走向驚人的低俗，然後走向驚人的荒涼。
第三個隱憂，文化的耗損機制仍然強於建設機制。
現在經常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卻為什麼遲遲不能出現真正被海內外公認的文化成就？”
答案，必定與文化的耗損機制有關。
耗損有不同的型別，我要先講一講
“惰性耗損”。
惰性耗損是一種體制性的毛病，這種毛病耗損了文化的活力，浪費了文化的資源，使“惡性耗損”乘虛而入。
今天中國文化的惰性耗損，主要耗損在官場化、行政化的體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仍在體制之內，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卻在體制之外。
文化的官場化、行政化，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中國大陸“文聯”、“作協”這樣的官方機構中。這些機構一定也做過一些好事，當然還可以繼續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裡邊。但是現在應該釐清它們的真實性質，免使它們繼續受到不必要的指責。它們實質上沒有太多權力，也沒有當下的代表性，可能會給部分人員一些身份和津貼，卻無法面對文化建立上的真正問題。
其實目前處於文化建立前沿的，是年輕的一代。他們天天遇到的障礙、挑戰、掙扎、樂趣，是官方機構無法想象的。這中間的差異，就像“野戰軍”和“軍人俱樂部”之間的天壤之別。現在的體制似乎把“軍人俱樂部”裡的活動當做了戰場，錯把大量的國家文化資源和榮譽資源都給了他們。而在真實的戰場上，卻風沙撲面，蛇蠍處處，缺少支援。
這就引出了
“惡性耗損”。
我們應該檢討，在“文革”之後的撥亂反正過程中，對於禍害極大的“革命大批判”，當時只是否定了它的具體內容，卻沒有否定它的行為模式。於是，幾十年一過，當“文革”災難漸漸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現在中國文化傳媒界一些不斷整人的投機文人，比“文革”時期的造反派更加惡劣，因為他們明知真相而堅持造謠，明知法律而堅持犯法。相比之下，當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們無知得多。
這種大批判的行為模式，永遠是假借“大眾”的名義，透過捕風捉影、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鼓譟起鬨，給文化環境帶來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為了安全起見紛紛尋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軍方的文藝團體。沒有獲得這種背景而又有較大名聲的文化創造者，就成了惡性耗損的重點物件。正是這種耗損，危及了中國當代文化的命脈。
這中間，很多傳媒起到了極為關鍵的負面作用。近十年來，這些傳媒經常在境外控訴，它們的記者如何受到了哪個縣長、哪個機關的不禮貌對待，似乎他們是正義的化身，又是備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們忘了告訴人們，自己就是一種強大權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創造者一直受到它們的誹謗、追毆而求告無門。當誹謗被一一揭穿，它們也從來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罰，總是轉身去謀劃新的誹謗。
它們為什麼敢於如此？那是因為，這些傳媒都頂著“政府喉舌”的光環，不存在體制上的對立面，更沒有法律上的擔憂。因此，即使沒有受到它們傷害的文化創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就是當前中國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儘快與大多數文化傳媒脫鉤，使它們不再享有特權，隨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監督和懲處。
從現在看來，中國的法律界習慣於把受毀損的文化人看成是“公眾人物”，似乎理應捱打；把傳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論自由”，似乎理應施暴。
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領域，任何惡性耗損幾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價。時間一長，文化耗損者的隊伍大大擴充，文化建設又何從談起？
近兩年，很多地方都在為缺少文化人才而著急，準備放寬政策、重獎重賞、多方引進。其實，在我看來，只要阻止了惰性耗損和惡性耗損，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傑出的文化人才數量有限，居無定所，永遠在尋找著能夠守護文化等級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講了當前中國文化遇到的三個隱憂，可能會引起大家的不少煩惱。這些問題發作的程度已經不輕，什麼時候能夠緩解？什麼時候能夠解決？
對此我想作一個讓大家寬心的判斷。
我認為，復古文化的熱潮現在已經越過了峰尖，開始降溫。原因是人們已經發覺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謀略對於當代生活幫助並不大，產生了厭倦。
同樣開始引起人們厭倦的，是那種惡性耗損機制。大家漸漸發現，雖然這種機制每次發動進攻時都聲勢很大，但到最後都疑竇重重。時間一長，連幸災樂禍的起鬨者都疲頓了。我想，幾年以後如果中國法院能對一些誹謗罪、誣陷罪做出刑事審判，而獲罪的被告恰恰是那些橫行霸道多少年的傳媒和“大批判文人”，中國文化的情況必定會快速好轉。據我所知，很多人都在迫切地期待著這一天。
我感到悲觀的，反倒是那些看起來危害不大的惰性耗損。那麼多爭權奪利的協會，那麼多假大空的晚會，那麼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評獎，那麼多近似於“樓堂館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麼時候能夠大刀闊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員也看出了其中的虛耗成分，但覺得反正有錢，用文化做點“面子工程”也未嘗不可。但是，事實證明，這種惰性耗損越熱鬧，真實的文化創造就越難產。這個毛病的克服，應該與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有關。
在所有的焦慮中，我最為焦慮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濫。我已經一再警告，這裡埋藏著一場巨大的人文災難，危害性超過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能夠有效抑制它的觀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對它的畏怯、餵食和嬌寵，致使很多憂慮者不得不移民遠去。
說到這裡，大家已經明白我為什麼在演講一開始就在叫苦了。文化，當它以自己的身份爭取尊嚴的時候，一點兒不比政治、經濟、科學簡單。文化又大又難，在文化上即使終身不懈，能做的事情也不會太多。因此，進去的人流總是浩浩蕩蕩，出來的成果總是寥寥無幾。這種情景，與科技領域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