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一句話：“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為什麼要留待後人評說呢？當代人不是知道的更為清楚，更接近歷史真相嗎？不，“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代人居於“廬山”之中，豈能盡識廬山面目。
時間的確能說明問題，能在千秋後依然讓人傳頌者，自有其不朽之處。說起古代的歷史，確實有點怪，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重視歷史的傳統，《左傳》中有“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說；文天祥《正氣歌》裡提到“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以及太史公“不隱惡，不虛美”的秉筆直書的精神更是令後人敬仰。繼太史公《史記》後，我國的史籍可謂汗牛充棟，有“二十四史”之說。
然而，真正世代流傳的人物不是記在史籍裡的，而是人們口耳相傳的，比如說包公，比如說關公，在《宋史》裡記載，包公一生只破過一個“牛舌案”，其為官倒是清廉，然而在民間，人們將其傳得神乎其神，不畏權貴，剛正清廉；說起關公，為人驕傲自大，好像天下沒有幾人能入其法眼，然而就是因為他對劉備心懷忠義，所以老百姓將其捧到至高之位，不論好人還是壞人，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在拜他，儼然成了至高至善，無所不知的“上帝”。
春秋左傳_圖
說白了，古史就是以道德論英雄的，《左傳》裡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說，道德第一，而事功次之。這正確、合理嗎？這就如刀有兩刃，一方面，它可以讓那些不擇手段、追名逐利之徒有所顧忌、有所收斂，比如說吳起“殺妻求將”，“母死不歸”，後世多有訾議，儘管他有著極高的軍事才能、在楚國變法，功績可謂不小，但不為後世所認可。
另一方面，它也阻礙了歷史的發展，須知非常之世要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倘以道德束之，則凡事難成。這也造成了一些人“只求道德無虧，不求建功立業”的不作為態度，只要有人有所作為，便為世所不容，比如說商鞅變法，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偉大舉措，若不如此，社會何以向前發展，文明何以進步，但是歷代卻對商鞅非議多多，就連太史公在評價其時竟簡單地說他“天生刻薄寡恩”，這恐怕難以服眾吧？
張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_圖
此類事件不絕於史，我們不妨回到明代，選取兩個人詳細言之。在明代，尤其是中後期，張居正和海瑞可謂大名鼎鼎、如雷貫耳，一個是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一個是剛正不阿的廉吏，然而無論是史書還是民間似乎海瑞的名氣要超過張居正。
說起張居正，有人說我國曆史上有三個真正的政治家，一個是諸葛亮，一個是王安石，另一個就是他，然而諸葛亮效忠於蜀漢政權，偏處一隅，畢竟彈丸之地，影響力有限；王安石變法，阻力太大，最終胎死腹中；唯有張居正改革，較為徹底、全面。
我們常說知人論世，要說張居正就不得不說明朝中後期這段歷史，張居正一生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嘉靖皇帝，一即位就與整個文官集團展開了“大禮儀之爭”，大有乾剛獨斷之勢，並處置正德皇帝所寵幸的奸佞小人，滿朝文武歡喜，以為有中心之望。誰料到，後來寵幸嚴嵩，自己避居西苑，求仙問道，甚至為煉長生之藥，釀成“壬寅宮變”差點一命嗚呼；不理朝政，致使嚴嵩握權黨同伐異；另外北虜南倭之患、天災不斷、賦稅繁重，簡直就是民不聊生，本來經過正德皇帝的荒淫無道，整個朝野已成亂象，此時正是中興之際，誰料確是雪上加霜，情況更為惡化。
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_圖
嘉靖晏駕，隆慶即位，又是一次中興之機，可隆慶皇帝也許是乃父在位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太過壓抑自己，所以甫一登極，便開始放縱自我，沉醉於溫柔之鄉，醉生夢死，須知溫柔鄉是英雄冢，所以短短六載便一命嗚呼。這時的明朝已面臨所有王朝都有的痼疾——土地兼併，且極其嚴重，如不進行刮骨療毒，則必死無疑。
國危思良相，張居正便在此時應運而生，毫不誇張的說正是“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其打擊豪強，進行清賦，抑制了土地兼併，增加了國家財政；推行一條鞭法，避免了各種苛捐雜稅的徵收無度；改革軍事，大膽任用能將，加強了軍隊戰鬥力；嚴格實行考成法，選賢任能······使得萬曆新政取得了一系列顯著的效果，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明顯的恢復和發展，然而，他也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得罪了太多的人。唯才是用，任用循吏，得罪了清流；打擊豪強，得罪了權貴；大權獨攬，讓皇帝感到如芒刺在背，這就為他死後遭到清算埋下禍根。
歷史就是如此，幹大事，成大業者總是不得善終，吳起變法，亂箭而亡；商鞅變法，身遭車裂······每每提及，都讓人唏噓不已！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賢_圖
再說說海瑞，出生於海南島，可以說是真正的水鄉澤國，但他毫無南人纖弱之氣，反而表現的極為剛正，面對上司的視察，不行跪拜之禮，故有“海筆架”之稱；以舉人身份入仕，竟毫不氣弱，為淳安知縣時，敢於得罪身為總督的胡宗憲，為母親祝壽竟然只有兩斤豬肉，其清廉、剛正之名早已聞名朝野。由於他對待下屬極嚴，對待長官不逢迎，以致下屬紛紛請求調往他鄉，上司每有視察都繞過他所轄範圍，所有官吏都不願和他打交道，只求他升官調往他處，所以他不行賄竟然官升的特別快。
後來官至戶部主事，準備好棺材後上書於嘉靖帝，措辭嚴厲，直指其過，致使龍顏大怒，把他打入詔獄。後經釋放，出任地方官，打擊豪強，迫使首輔徐階退田······及至死後，家徒四壁，並無多少餘財，還是眾人湊錢才將其收殮，死後他的故事在民間廣為傳頌。
明朝的官員_圖
我們不妨對比一下二者，海瑞屬於清流，以道德為人所稱頌；張居正則重視事功、實幹。不是說道德不好，只是道德高者未必為政有道，觀海瑞之為官經歷，除過其清廉、打擊豪強外，政績幾乎乏善可陳，甚至有些書生意氣，帶有明顯的劫富濟貧思想。張居正在其主政期間，始終未用海瑞，就是因為其道德雖高尚，但讓他做具體的實事，卻未必有成。而朝廷之所以用他，也不過讓他裝飾門面罷了！不然滿朝tan腐，老百姓怎麼能受得了？好不容易有個清官，老百姓對朝廷還是抱有希望的。
海瑞的道德自不必說，有他在，對違法的官員便是一種震懾，但，為政不是僅靠道德高就行的，還要有大局意識，不能一味的剛強、嫉惡如仇，該迂迴曲折時就得迂迴曲折，最難的不是保持清廉、剛正，而是有自我犧牲的勇氣，即犧牲自己的名譽、甚至尊嚴，有時候為名所累，反而處處掣肘，寸步難行。從這發麵來說，張居正顯然是個真正的政治家，勇於任事，不懼流言，重視實幹。而在歷史上，重視實幹者往往沒有好結局，反而歷代追捧的都是那些道德高尚，卻尚清談者。
張居正書法_圖
可是我們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我們總是把清官和能吏聯絡起來，好像道德高尚者，其能力也很強，只要你道德高尚，能力一般，為了需要，也會給你附加上某些東西，總之好人各發面都好，壞人各方面都壞。試想一下，這能行嗎？這會導致什麼？這隻會導致官員尚空談不尚實幹，因為真正有所作為，敢於任事的往往沒有好想場，這些人自詡清流，“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除了讓別人稱讚、感慨一番後，於事無補，這也就是晚晴時，面對列強的入侵，有那麼多官員“盡節”的原因吧！
這不得不說是可悲，專制體制下難容有能力的人才，有的只是在“忠孝節義”下培養出來的奴才罷了！試問這樣的人如何有能力擔當歷史重任？
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評價，反而鮮有好下場。
千秋功罪，寂寞身後幾人知？
往事在昨，殷鑑未遠，更須後人警醒！
歷史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閆林偉
參考文獻：《明史》《中國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