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們從制度設計的層面，講述明太祖朱元璋調整從中央到地方的權力結構。但任何一項政治變革，都不會僅停留於制度層面，往往充滿複雜、繁鉅的人事變動。太祖年間的高層風雲，自然也不例外——
配圖為御史房原創
按說，洪武朝這三十一年，是晚唐以降極為難得的，境內承平，域外告捷的時代。開疆拓土、收縮海運、洗刷吏治、發展經濟，每一件都非易事。推動這一程序的皇帝，展現出了過人的才幹。他出身貧寒，勤奮好學，身登大寶後，也不忘初心。他寫公文，不用四六駢文，而是簡潔易懂的口語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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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洪武三年（1370年），他傳旨戶部：“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府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這種大白話，可謂一股清流。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會發現，這不僅源於朱元璋學養有限，還和他的一個重要特質密不可分——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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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極以來，他對全國大小政務都要親自處理，唯恐權力被杯葛、旁落。滿朝文武，無故不得怠工。若有貪瀆，往往處以重刑。而下場最慘的，是讓皇帝認為，此人有意染指大權。此亦胡惟庸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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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朱元璋創業，朝中最大的集團，是籍貫淮西的元從舊臣。文有李善長，武有徐達。後者常年領兵在外，行政實權集中在李善長手中。他漸漸提拔起一批同樣出身淮西的官員，胡惟庸就是一例。洪武元年，這人還僅僅是負責禮儀的太常少卿。三年後，就進入中書省，任參知政事。又三年，因李善長推薦，當上右丞相，升遷可以說很神速了。 李、胡二人先後拜相，使得淮西集團把握朝堂主流，甚至能很大程度上影響官員黜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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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朱元璋不知道這點嗎？恰恰相反，這一局面正是源自皇帝的提拔。《明史》載，“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後者也小心行事，“以曲謹當上意”。可他表面恭敬，背後營私。劉基看出一些端倪，所以在皇帝垂詢胡惟庸能否為相時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說白了，是這人搞不好會翻車。胡惟庸由此懷恨於心，趁劉基病，奉旨派御醫給劉開藥，結果越吃病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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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元璋似乎渾然不顧，洪武十年（1377年），還升胡惟庸為左相，“寵遇日盛”。這使他更膨脹了，中央地方各衙門上奏，他必先取閱，凡批評舉報他的，“輒匿不以聞”。結果，想升官兒的傢伙紛紛“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知道後，非常不滿，向皇帝舉報。胡惟庸聞訊，利誘徐達家的看門人福壽，想反過來舉報徐達。孰料福壽不為所動，反而舉報了胡惟庸。這使後者愈發心虛，遂拉攏曾被朱元璋斥責過的倆侯爺，“在外收集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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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朱元璋都看在眼裡。按說，以他的性格，決不會允許有人在眼皮子底下，搞第二個司令部。但老朱偏偏遲遲不發作，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位於今越南中部地區的古國）遣使進貢，胡惟庸沒有上報，他才下詔“敕責（中書）省臣”。此時的胡惟庸，渾不覺禍到臨頭，還想打太極，甩鍋給禮部，不了了之。朱元璋大怒，下令治罪。結果胡惟庸之前所有陰私，都被一一翻了出來。其罪狀逐步升級，從擅權枉法、陰謀造反，到“裡通蒙古”，“勾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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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案子一直審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即胡惟庸被殺十年後，又翻出李善長曾與胡私信往來的問題。結果被賜“可免二死”的第一功臣李善長，在七十七歲高齡之際和滿門七十餘人，一起漫步黃泉路。朱元璋下令肅清餘黨，連坐被殺者三萬餘人，並用《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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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胡案，朱元璋很可能早就對其行徑瞭如指掌。直到時機恰當才迅速出手，趁其不備，敲掉胡惟庸本人。牆倒眾人推，尤其那些此前不乾不淨的，更得靠檢舉、揭發、批判來自保。案件規模自然越來越大。可朱元璋為何要這麼做？為何不一開始就不讓胡惟庸拜相呢？加上元從舊臣，除朱升、湯和等人主動辭官，得以善終外，其餘戀棧不去或藕斷絲連者，都下場慘淡。有人據此推論，朱元璋蓄謀已久，先提拔胡惟庸，讓他暴露問題，再以之為突破口，來殺光淮西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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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聽起來爽快，但不合理。一方面，淮西集團本就是朱元璋自己逐漸擢拔的。如果有心處置，為何一開始要大肆封賞，甚至給予特權呢？後來吃了吐，豈非更難看？另一方面，朱元璋重權，胡惟庸染指，自然觸犯逆鱗。這豈是能預先策劃好的？如果是，意味著朱元璋讓人造自己的反，杯葛自身權力，再把這人做掉。戲未免也太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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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呢？一個合理的解釋，叫“草鞋沒樣，邊打邊像”。洪武初年，元從舊臣在建國過程中功勳頗巨，作為領袖，自然需要賞賜、寬遇。但這給了功臣一個刺激，是能夠找到權力縫隙，為自身牟利。這種行為反過來影響了朱元璋對功臣的判斷，他遂讓李善長退居二線，扶持中生代——亦即胡惟庸上臺。後者因受賞識，漸趨膨脹，開始效法前輩，染指大權。這讓朱元璋開始擔心，以下凌上，下手整頓。胡惟庸倒臺，群臣紛紛舉報，又使朱元璋發現所謂“謀反”舉動，難免更怒，廢除宰相併擴大案件範圍，如此迴圈往復。最終，皇權與群臣的矛盾，就如同一個草鞋，漸漸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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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關鍵人物，是太子朱標。他為人寬和，沒有繼承父親對權力的高度敏感和強勢。這使得太祖擔心子嗣庸弱，為群臣所欺。所以一邊想敲打忠臣，一邊又想給他留下一些可控舊部，比如藍玉。此人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副手，昔年北上破元，西南平蠻，立有殊勳。雖然功高倨傲，屢遭皇帝批評，但終究沒有加罪——這在一干舊臣中，是極為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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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優容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標病逝後發生改變。此時，皇位繼承權轉到年紀更小，更加稚嫩的皇孫朱允炆身上。原本與朱標相匹配的藍玉就顯得尾大不掉了。且其性格粗直，家中霸佔民田，還驅逐前來查案的御史。更關鍵的是，他因帶兵需要，伸手軍官任免賞罰。我們上期說過，朱元璋設兵部、五軍都督府、衛所來避免軍權被人侵奪，現在藍玉攙和此事，不啻自蹈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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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錦衣衛揭發藍玉謀反，將其下獄。三木之下，一干武將如景川侯曹震、鶴壽侯張翼、舳艫侯朱壽、定遠侯王弼等均遭牽連。最終，此案連坐株連者一萬五千餘人。朱元璋再度下詔《逆臣錄》，光侯爵就十三個！顯然，這又是一場“編織草鞋”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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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藍玉兩案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一來，皇權空前集中，地方藩王又失去掣肘，二者間缺乏緩衝，難免發生衝突；二來，高層鬥爭再無底線。在位時，千好萬好；下臺後，萬劫不復，政治生態逐漸尖銳；最後，所謂政治，制度當為常態，人事只宜從權。但洪武朝動輒以大規模人事變動來調整制度，偏偏朱元璋又下令祖制不可違逆，二者之間的邏輯矛盾，將慢慢牽扯出此後二百餘年間千絲萬縷的波譎雲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