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的統一定論是：
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
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東坡因詩入獄，元豐三年（1080）謫居黃州，而王安石在熙寧九年（1076）就已經辭去了所有職務，因此
蘇東坡被貶黃州與王安石並沒有直接關係，但王安石確實有間接責任。
蘇東坡
01 王安石埋下了蘇東坡被貶黃州的禍根
王安石施行變法後，除了他自己和身邊的親信，就沒有人支援他的，蘇東坡屬於反對變法的保守派陣營。熙寧四年（1071）蘇東坡在杭州任通判期間，看到因王安石變法苦不堪言的百姓，一時胸中溝壑難平，寫下了很多反映百姓疾苦，暗暗批評當權派的詩。可以說，
如果不是王安石變法，蘇東坡不會寫下這些全是把柄和罪證的詩。
比如那首《吳中田婦嘆》，就諷刺了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保甲法”。
汗流肩赬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王安石為了變法一意孤行，以青苗法實施優劣來評判地方官政績，肯定會有小人投其所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定，他是王安石變法的堅決擁護者。王安石提拔了李定，李定母喪，按傳統是要喪期滿三年才能繼續入朝為官，但王安石急需幫手，因此讓李定隱瞞母喪，傳統士大夫都氣炸了，就連司馬光都說李定禽獸不如。
“烏臺”即御史臺，蘇東坡被彈劾的時候，李定為御史中丞，並且狠狠參了蘇東坡一本。
蘇東坡和王安石
02 寧可得罪君子，不得得罪小人
其實蘇東坡寫的詩內容並沒有煽動叛亂或者公開批評當局，但是
這些詩如同蚊蟲叮咬，令人煩擾，如果蚊蟲多了，也會擾人通宵難眠。
蘇東坡太有名，一是因為他的才學，二是因為他在當官期間，為百姓做了太多實事，深受愛戴。他的詩太有影響力了。如果他只是歌詠百姓疾苦貧窮，說幾句青苗法不好，農民吃不上鹽，捐稅徵兵負擔重，那也便罷了，可是他的詩中還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就有在王安石勢力下躥起來的舒亶和李定。
更何況，神宗一直很欣賞蘇東坡的才學，多次在這些小人面前誇讚蘇東坡，小人之流擔心蘇東坡蒙召得權，於是打算扼殺。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1079），舒亶把蘇東坡在杭州寫的那些詩收集起來，彈劾蘇東坡不忠於朝廷。李定更狠，直接陳訴四個理由說蘇東坡無禮於朝廷必須斬首。
如果不是神宗皇帝惜才並且不昏庸，再加上蘇東坡人緣好，他的很多朋友都求情疏通，再加上子由“乞以官爵贖餘罪，貶筠州監酒”，蘇東坡就危險了，最終蘇東坡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文，形同於流放。
蘇東坡
03 性格決定命運
確實是王安石變法讓百姓苦不堪言，蘇東坡才會寫那些詩，“烏臺詩案”的操縱者也確實王安石當初提拔上來的小人，但蘇東坡被貶黃州不能全怪王安石。
蘇東坡太有才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得志小人很怕蘇東坡會擋著他們的路。
蘇東坡是一塊充滿稜角的璞玉，他一向疾惡如仇，心直口快
，他的弟弟和妻子都勸他不要對誰都推心置腹，說不該說的話，但是他遇到奸惡，卻是“如蠅在食，不吐不快”，他是不會屈服，也不會妥協的。
元豐二年（1079）蘇東坡因詩入獄四個多月，出獄那天他已經知道自己被貶黃州，又寫了兩首詩《出獄次前韻二首》：“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寒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鬥少年雞”，若是御史追究起來，又該說蘇東坡大不敬，不服被貶了。林語堂也想象了當時的畫面，“寫完這首詩，蘇東坡擲筆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藥！”
性格決定命運。
蘇東坡就是因為他的率直和剛正不阿才會被貶黃州，但也因被貶黃州他才寫下那麼多千古燦爛的詩篇。
所以，蘇東坡被貶黃州不能說是王安石的錯，王安石沒有直接責任的，
這是王安石埋下禍根和當時朝廷小人當道再加上蘇東坡不妥協性格的共同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