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偉鋒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是困擾政治乃至經濟學界永恆的“天問”。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一書中，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詹姆斯·A·羅賓遜將其歸咎於失敗國家採取的經濟、政治制度：榨取型制度（即經濟利益、政治權力僅由少數特權精英操控，特權階層為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權阻撓競爭，導致犧牲多數人的利益、創新停滯、社會退步）即便可帶來短期經濟增長，卻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所以說從長遠來看，必然導致國家走向衰敗。
無獨有偶，《資本與共謀：全球經濟發展的政治邏輯》一書中，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國際政治經濟和發展政策研究專家希爾頓·L。魯特將“國家失敗”歸咎於發展中國家在市場、社會和政治領域上存在著的根深蒂固的不確定性，這導致這些國家公共治理不善、政治窳敗盛行、社會不平等加劇，經濟改革和創新成效堪憂。
對此，魯特認為風險可計算，而不確定性無法定價計算，所以開出的藥方是建立機構與制度將不確定性轉化為風險，透過風險管理體系，最終縮小國與國之間日益擴大的財富鴻溝。為增強說服力，魯特對比了不同國家和地區（譬如拉美國家、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的發展現狀，力圖揭示這些國家曾經或正在出現的政治孱弱、經濟落後、社會治理滯後的根源及解決方案。
從本質上說，魯特並沒能跳出“制度決定論”的窠臼，儘管這一套方案在解釋書中印度這個標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時有點力不從心。
從制度層面來看，印度的民主體制，輔以現代會計準則、通用的英語環境、低廉的工資水平、可觀的人口紅利、後起之秀的軟體外包業務這些比較優勢，不失為一手好牌；但其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上不僅滯後於在“二戰”廢墟上起步的後進國家日本（君主立憲體制）、新加坡（威權體制），也遠遠落後於鄰國中國。
原因何在？在筆者看來，制度僅為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換句話說，制度落後無法推匯出國家的繁榮富庶，但僅有制度進步也不能推匯出國家的繁榮富庶，淺層次的民主很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比較典型的是印度），還需輔助市場機制、民族融合、社會流動性等要素才能帶來國家層面的成功，這正是魯特在論證上力有不逮之處。
即以印度而言，儘管其沿用英國殖民地時期的官僚體系，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與制衡，保護私有產權，設有與資方博弈的工會、農會，但長期形成的歷史積習導致即便有好制度也無法推行或推行不力。
舉例來說，印度的種姓制度導致階層流動性不足、人力資源優勢無法發揮，乃至出現“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小偷的兒子永遠是小偷”的惡性迴圈。類似的歷史積習還有很多，譬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女性歧視等，都造成內耗嚴重、民主空轉、效率低下、人力資本放空的深層次問題。
與此同時，囿於文化隔膜，魯特在“地區與國家複雜性”章節對於中國的論述中也存在嚴重誤讀。譬如，魯特認為“城市的公共經濟，如軍隊和官僚機構，是政府的關鍵支柱，因此減少城市失業成為政治目的，政府期望國有企業在其中發揮主要作用”，進而得出“由於國有企業承擔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合理的虧損是可以接受的”的結論。
事實上，按照去年國家稅務總局的官方說法，民營企業創造了我國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就業。國有企業在“減少城市失業”上收效甚微，真正解決城市就業的多為民營企業。此外，對國有企業不加區分，認為其一概承擔社會職能而導致虧損也有待商榷。
有鑑於此，具體到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背後的政治邏輯，希爾頓·L。魯特還遠未破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