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儲的選擇，不據其才德，而採取嫡長繼嗣制！

前言

“尊君抑臣”，相沿成為後世帝王維護君統的一項法寶。西漢中，董仲舒鼓吹“天人合一”“君權天予”論，皇帝至上，開始被儒家所普遍崇奉和接受。東漢章帝裁定編制的儒家經學大觀《白虎通義》，又正式將“君為臣綱”列為三綱六紀之首。以此為標誌，古代官僚對皇帝的效忠依附，開始成為官方認定的正統的君臣關係。

官僚間支配與依附

僱傭說、道義說等，則漸漸被遺棄或否定。這種效忠依附關係，還將封建家長制、主奴制等傳統因素，不同程度地滲入其內，糅合其中。司馬光說：“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禮儀對保護和維持皇帝、官僚間支配與依附的關係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前面我們談到的御用公文制、慶賀表章制、避聖諱制以及朝儀制度、郊祀廟祭制、尊號諡號制、皇帝陵寢制等，無一不貫穿著尊君抑臣、堂廉相隔的寓意。身臨上述禮儀之中，跪伏于丹墀之下的眾臣僚，油然“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感到皇帝主宰天下，至高無上，感到自己渺小可憐，微不足道。

尊君抑臣之類的規制禮儀，直接目的之一就是鈍化和削弱官僚的獨立人格。獨立人格喪失大半，官僚自然會無條件地效忠和依附於主宰者皇帝了。皇帝、官僚間支配與依附的關係，還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即只允許官僚依附於皇帝一人，不允許依附和效忠於其直接上司或皇室宗親。否則就會被斥為結黨構逆等罪名，處以嚴刑。

誠然，這僅是見於國家典制的規定。在官場實際活動中，下級官吏與上司之間有時也會結為某種程度的私人依附關係。例如唐科舉入仕官僚中的門生與座主，歷代朋黨中的一般成員與黨魁，清代的投拜門生和“抽豐”陋習等。這種狀況是官僚內部的等級秩序、行政統屬以及官吏選舉等複雜因素所造成的，很難避免。

對此，朝廷通常是嚴格禁止和打擊的。宋代曾廢除“公薦”和“納公卷”，施行“糊名”“謄錄”“鎖院”等，以祛門生、座主之弊。明崇禎帝又“欽定逆案”，頒告天下，剷除閹黨，嚴禁官僚黨附派別、分立門戶及互相攻許。

清雍正帝則利用田文鏡等親信，嚴厲打擊科甲師生同年結黨袒護之風，懲辦科甲領袖李線、楊名時等。可見，下級官吏對上司的正常關係，應只限於行政統屬所規定的上、下級號令服從。至於某種場合下存在的私人依附，並不合法，通常要受到官僚對皇帝依附效忠關係的強烈排斥。按照國家典制，大小官僚只有一個效忠或依附的物件，那就是皇帝。任何高階官員不得僭取這種獨有的地位。

透過官僚內部的分權制衡強化皇帝獨裁專制

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形成之際，“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政治學理論尚未正式問世。然而，古代官僚行政活動中運用分權制衡原理，卻是相當廣泛的。戰國時，諸侯國普遍實行相、將分職。相掌行政，將總軍事。秦漢以後，沿襲其制，率以宰相掌行政，太尉掌武事。地方官府也接受東漢末軍閥混戰、唐藩鎮割據等教訓，長期實行兵民二柄不得專於一官的制度，即使是少數民族所建元、清二王朝，也不例外。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這的確是中樞宰相權分割和六部分立制衡，所帶來的弊病。至於各部內尚書設滿、漢二員，侍郎設滿、漢四員，尚書、侍郎均為“堂官”，職權地位不分主次，幾乎平等。另加管部親王、大學士，又構成每部內六七位長官並立秉政，不相上下的局面。其結果，“絕無分勞赴功之效，惟有推諉牽掣之能。官制之弊，莫此為甚”。另外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府的起用佐貳屬吏的權力，歷代大都被朝廷分割出來，統一集中於六部之首的吏部。

它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專制，卻不符合現代官府自行考試撥人，自行懲戒免除，選擇明悉，易於得人的原則。還應該看到，上述分權制衡，與現代權力制約權力的原理有所不同。首先是適用範圍有限。它不是整個國家政權範圍內的分權制衡，只侷限於官僚內部。其次，它的宗旨僅是為了防止官僚濫用權力。對凌駕於官僚機器之上的皇帝權力，不僅沒有去分割限制，官僚內部的分權制衡的緣起和結果，也主要是為了便於皇帝控制，便於擴大和伸張皇權。

換句話說，官僚內部的分權制衡某種意義上充當了皇帝獨裁的工具。正是由於官僚內部一系列的分權制衡措施，才進一步加強了皇帝的獨裁專制。秦漢以降，皇帝獨裁專制，總的來說呈現逐步上升趨勢。皇帝權力不受約束，不受監督，不可分割，不可僭越。皇帝“獨制四海之內”，“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能獨斷而審督責”，能涵蓋一切，裁決一切，滲透一切。皇帝的極端獨裁，還使古代官僚行政活動常常聽任來自皇帝個人性格、才能、品質等偶然因素的衝擊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