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方政府及其施政風格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東晉時期，地方政權由州、郡、縣三級構成。一般來說，州的行政長官（刺史）掌握了最高行政權力，權力巨大，其個人作風往往影響其施政政策，對地方社會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另外，東晉時期的都督諸州軍事對地方的行政也有較強的影響力。都督諸州軍事不僅掌握了一州或數州的軍事權力，還往往擁有行政權力，但其“具有的行政權力是透過他們兼任刺史或太守郡太守職體現出來的”。
因此，總的來說，刺史仍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刺史的所作所為必然對一州的社會發展面貌產生很大影響。另外，文獻史料對東晉江州刺史推行的喪葬政策的記載甚少，但對他們的為政作風和個人品行的記載不少，由此我們可以窺見地方官吏施政風格對喪葬風氣厚薄的影響。
此時期大多數江州刺史或政績突出，或作風清儉，其行對江西薄葬風氣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諸如王彬、應詹、溫嶠、陶侃、庾亮、褚裒、王允之、庾冰、謝尚等人力行節儉，史載：王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溫嶠則曾“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
當然，也有“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的荒淫刺史劉胤，有歷來備受爭議的王敦，但他們或任職江州刺史的時間短暫，或對江西的施政風格鮮有文獻記載，因此，不宜高估他們對江西薄葬風氣推行的不利影響。東晉中期，譙郡桓氏興起，其家族控制江州幾近 50 年之久。任職江州刺史的桓氏家族各成員對江西地區發展有著諸多貢獻，對江西地區薄葬節儉風氣的延續也是有推動作用的。
史載：桓衝“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衝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衝笑而服之”。其清儉務實門風為其後代所繼承與發揚。如桓衝子桓嗣為江州刺史時，“蒞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版簷，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譙郡桓氏的清儉務實門風固然與其“‘孤微發跡’的家族歷史”和當時的“外部政治環境影響”有關，但桓氏客觀上對江西地區薄葬風氣的延續發揮了模範作用。
東晉後期，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政局動盪混亂，深受影響的江西地區逐漸為劉裕所掌控。除劉柳、王弘外，諸如劉敬宣、何無忌等江州刺史皆為將領，軍事活動成為江州刺史的主要活動，其施政風格也鮮有文獻記載，難以推斷。此時江西喪葬風氣與其當時社會經濟形勢的關係更為緊密。
東晉建立前夕，北方陷入動亂，深居江南腹地的江西地區亦未能倖免於難。以杜弢為首的流民起義與晉軍在江州“前後數十戰”，數年後才為晉軍平定。結果“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週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
由此，陷於社會經濟動盪和衰退中的江西地區便難以為厚葬風氣的延續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可靠的經濟支撐，這在客觀上為薄葬在江西地區的施行創造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