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看到網上有人討論：為什麼以前大火的“某某講壇”被冷落到無人問津了？
這個問題忒有意思，值得深思。
原因應該有多方面。
但我想，主要還是跟榮登“講壇”那些專家、學者的史見、學識有關吧。
“某某講壇”“大火”的時期，我也追捧過一些日子。
畢竟，大師們深邃的洞察力、精僻的史學見解，再加上妙趣橫生、娓娓道來的講解，讓人聽得津津有味，受益非淺。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大溼”粉墨登場，給人的感覺，那是臨時抓瞎，“拉壯丁”抓來救場的，一蟹不如一蟹。
這些“大溼”為了救場，不斷髮表奇談怪論以吸引眼球，甚至把白的說成黑，把黑的說成白，顛倒大眾的是非觀，離學術越來越遠，最終被觀眾被拋棄就不足為奇了。
舉個例子吧。
論及中國歷史上的暴君、昏君、大家最為熟知的就是商紂王、隋煬帝。
商紂王生活的年代太過久遠，且不去論他。
對於隋煬帝，惡行累累、劣跡斑斑，本來已經是歷史上定了性的惡人、壞蛋了。
但“某某講壇”的“大溼”，居然為了收視率而向公眾的認知力發出挑戰，指鹿為馬，強行給隋煬帝洗白，把他吹捧為雄才大略的不世偉人，說他所做的一切，是罪在當代，卻利在千秋。還說後來的唐朝能發展為盛世，完全是建立在隋煬帝文治武功的基礎上。甚至拿唐太宗李世民與之相比，橫向比、豎向比，以證明隋煬帝並不比李世民差，所欠缺的，不過運氣而已。
還厚顏無恥地說隋煬帝的“荒淫”之名純屬後人栽贓，真正的隋煬帝執著於做大事不好女色等等。說什麼“隋煬帝雖然無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業，沒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統一起來”，“隋煬帝是個絕對的個人英雄主義者，這種個人英雄主義，表現在他對於自身建功立業的狂熱追求上。事實上，正是因為隋煬帝盲目追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英雄業績，忽略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忽略了人民的幸福感，才會有濫用民力的行為，才會有最終的失敗”。
說什麼“罪在當代，利在千秋”？又說什麼“追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英雄業績”？
說來說去，不過是拿京杭大運河說事罷了。
其實，現在還在使用的是元朝京杭大運河，並非隋朝大運河。
說起來，隋朝的京杭大運河也並非開鑿於隋煬帝朝，而是開鑿於公元前486年，當時，春秋吳國為伐齊國而動工開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秦始皇是奠定運河走向的人，《越絕書》記，其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
隋煬帝修大運河，是依仗北周、南陳留下的豐厚人力國力，遵循由春秋到南北朝眾多王朝修的運河河道進行修築的。其修建大運河的時間是大業元年（604年）至大業六年（610年）。六年時間內，先後調發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諸郡的農民和士兵三百多萬人，興師動眾、勞民傷財。
這樣的大工程，卻是投入量大、產出量少。黃、淮多沙易淤，河道多變易塞，河道湮塞程度“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為此，唐、後周、北宋不得不經常疏浚、整修。
可以說，大運河說是世界上“故障率”最高、通航效率最低、副作用最大的運河之一。有人統計，自隋修建大運河後的1400年間，真正能從杭州（餘杭）全程通航到北京（大都、涿郡）的時間總共不過幾十年，80％以上河段能夠貫通的時間也不過兩三百年，其餘時間都是在若干地段靠水陸聯運輾轉而行。
為此，元朝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開鑿，其所新修的大部分河道已不是隋朝大運河的河道。當然，為了保證大運河的使用，明清也經常疏浚、整修。
一句話，大運河能成為聞名世界的歷史奇蹟，那是從春秋到清朝幾千年來眾多王朝修運河的功勞。
再退一步說，就算整條大運河都是隋煬帝時代修建的，那隋煬帝高高在上，頤指氣使，不過動動嘴皮而已，何功之有？何勞之有？要說功勞，那也是那些累死、餓死在運河修建工程上的廣大勞苦百姓。
最後補一句，關於隋煬帝修運河的目的，歷史學家王仲犖的《隋唐五代史》說得很清楚：“作為隋的最高統治者隋煬帝，他開鑿運河主要是為了加強統治和榨取江南人民，也帶有便於他本人巡遊享樂的動機。”
看看，修建大運河的初衷，不過如此，怎麼好意思當成“功業”誇耀？
“大溼”大言不慚地稱隋煬帝文治武功堪比漢武帝，說他建立下的偉業“便宜了李唐”、“好處全被唐朝笑納”、“李唐坐享其成”。
隋煬帝有個屁偉業！他倒是坐享其成他爹隋文帝給他留下的豐厚的遺產，但卻把這些遺產揮霍一光，把一個破壞嚴重、人口戶口銳減四分之三、內外眾多強敵的爛攤子甩給了李唐。
根據學者岑仲勉、楊志玖等人考證，隋文帝篡北周自立，從北周那兒繼承了約690萬戶以及約690萬戶以外的大量隱漏瞞報戶口，後來又吞併了南陳，透過大索貌閱等手段清查北周、陳的隱漏瞞報戶口，按《資治通鑑》記：“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開皇年間達到了870萬戶。估計隋朝鼎盛時期可達890萬戶。
但是，隋煬帝任性、愛作孽，造成了隋末嚴重的大亂，按《通典》內記杜正倫所奏“……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即隋朝僅剩200餘萬戶，人口銳減。
這還不夠，隋煬帝還內外遍樹強敵，致使大部分疆域丟失、國內分裂嚴重。
歷史大家王永興在《唐代前期軍事史略論稿》不客氣地指出：“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強，古未有也。”突厥可汗想要做拓跋道武帝第二、取得中原，而華夏有不世出之人傑李世民，李淵、李世民數年苦戰，不僅統一，還抵禦突厥，粉碎了突厥可汗想做北魏道武帝第二、取得中原的企圖，因而保衛了華夏民族幾千年的文明。
拿隋煬帝和李世民比，怎麼比？隋煬帝根本就是敗家子、二世祖，說什麼文治武功？說什麼雄材大略？手裡抓著老爹留下的一副好牌，卻打得一塌糊塗，能怪誰？
李世民父子起兵時，止有太原一地，卻在亂世中崛起，逐一挫敗強敵，佔據了中原、南方等地，還擴張佔據了龐大的外圍疆域，疆域面積遠超過隋朝，後來經過發展，唐朝的人口、經濟等方面也超過了隋朝。
凍國棟《中國人口史》認為，唐朝天寶十三年時，有約1430萬到1540萬戶，約7475萬到8050萬口。
隋煬帝好大喜功，大業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內蒙古托克托西南）以東修長城，兩次調發丁男一百二十萬，役死者過半。三徵高句麗，目的不過是想炫耀兵威，放話“高句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最後的結局卻是“隋人望之而哭者，遍於郊野”。
隋煬帝在十餘年間被徵發擾動的農民不下一千萬人次，平均每戶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於役”的慘象。
李世民後來也親征高句麗，止因“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而班師，雖說沒有滅了高句麗，卻也沒有大的損失。
最難得的是，出征前，百姓踴躍參軍，《資治通鑑》中：“有不預徵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討，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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