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仁宗慶曆年間，以范仲淹、歐陽修、富弼為首的一眾官員進行了一場以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為主要內容與最終目的的改革運動，
史稱“慶曆新政”，在北宋政治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這場轟轟烈烈的新政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關於這場改革失敗的原因歷來為不少學者研究的重點，就大體上而言有
新政的倡導者急於求成、紛亂的朋黨之爭與對社會主要矛盾認識錯誤這三種主要原因。
新政前程的斷送不是一蹴而就的，積弊已深的社會背景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這場新政的結局。下面，本文就來
談談“慶曆新政”夭折的深層社會原因
。
一、朋黨之爭斷送新政制度
1、改革緣起——宋代朝堂積弊已深
作為新政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他深知宋代官制到仁宗時積弊已深，
官吏的冗雜膨脹與體制官吏的腐朽成為宋代統治體系上的一大弊病。
正如時任樞密副使的富弼曾上疏言：“
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
”，可見當時冗官冗吏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宋代“積貧積弱”的局面亦由此而來。
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就是吏治改革，為了提高行政效率，還富於民，范仲淹針對吏治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革新官僚團隊，剔除那些貪腐無為的各路官員，
併為朝廷引進一批正直忠心的新鮮血液，以重振當時萎靡的政局。
2、保守派——新政執行的一大阻力
對於任何一項改革而言，都會或多或少受到各種勢力的反對，
因為凡革新必然是要改變現有的局面與秩序，對權力、利益重新進行調整與分配。
毫無疑問，這種新的變化必然會觸犯到既得利益者們的現存特權，也必然會招致大批正在受益權貴們的堅決反對，
而這些不肯退讓權力與利益的大官僚往往在改革運動中被稱作是保守勢力。
守舊派與革新派的矛盾在改革中十分常見，慶曆新政也不例外。以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變革派與以夏竦為代表的保守勢力之間的鬥爭十分激烈，
甚至成為新政執行的一大阻力。
3、黨爭激烈，最終難行
（1）朋黨之爭——在政治鬥爭中夭折的新政
仁宗是宋朝重文政策的典型人物，他在位期間，文官群體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甚至發展成為皇帝親政後官僚團隊中的中堅力量。
這些初出茅廬、銳氣十足的文官們常常以清流自詡，
在政治上往往較少顧忌，奮不顧身，敢於對現實發表自己的真實意見。
在內憂外患日益嚴重之時，有志於仕途的文人階層想要透過政治改革的方式重振朝綱，其矛頭直指那些因循守舊的文人舊臣，在這種背景下，
宋朝官僚集團中的政治鬥爭日益盛行。
“朋黨”問題並非始於宋朝，但歷來都被統治者所厭惡與排斥，因為在他們眼中，各官員身為臣子，受三綱五常約束，就應該恪守自己的本分，無條件地忠於皇帝，
朋黨是為謀求個人私利而相互勾結，
組成的集團，為了能夠遂其私慾，官員各樹黨羽，肆意誣陷非黨之人。
這種行為無疑會擾亂統治秩序，汙染官場風氣。仁宗年間，新進士大夫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與一眾權臣展開了十分激烈的鬥爭，
進而演變為相互攻訐的朋黨之爭。
不過當時的黨爭不同於傳統觀念中的朋黨之爭，在今天看來那更像是一種
道義之爭
，
歐陽修就曾撰寫《朋黨論》一文以期為朋黨正名。
他認為不應對朋黨一概而論，應該看到“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分別，
他本人就常常以“君子之黨”自居，在政治鬥爭中毫不避嫌，
這為後來造成的嚴重後果埋下了伏筆。
（2）禍發：君王對黨羽之事的忌諱
范仲淹一干人等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可以說是同心同德，協力共濟，甚至有時還相互
推崇
，招致來自敵對勢力的朋黨之譏，
最終甚至引來人主的猜忌。
本就對范仲淹等人懷有戒心的宋仁宗，最終下定決心將范仲淹等人逐出朝廷。
可以說，一心想要剷除小人的范仲淹最終被小人所誤，非但未能實現興除利弊、挽救危機的最終目的，
還陷入無休止的分裂鬥爭當中，
觸犯了宋朝統治者的“逆鱗”——對朋黨的防範，最終成為新政失敗的重要原因。
二、主觀因素：改革派自身癥結所在
1、缺乏科學的理論指導
新政改革的重點是官員人事制度的改革，但不得不提的是，由於國家形勢的迫切需求，這次改革並未得到充足的探討與研究，而是直接被付諸實踐，
欠缺實際考慮。
就以改革派對科舉制度的革新為例，為了整頓官員的腐朽與行政效率低下，改革派試圖從官員考核制度入手，想要一改以前以經義取士的方法，
把策論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
但是令改革派沒有想到的是，這項政策在地方實施過程中由於缺乏科學的指導，許多考生得以鑽制度的空子，競相到當紅的官員大臣門前做幕僚，
偷偷將大臣對時局的看法用作考場上取勝的法寶。
這樣一來，考試中作弊的現象層出不窮，可是那些激進的改革派並沒有看到整體的趨勢，而是急於求成，
不問現狀，只一味地讓那些新政中被選拔出來的官員倉促上馬就任。
事實證明，這樣缺乏科學指導的冒進急躁之舉最終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
2、忽視客觀規律，過分急於求成
此外，新政開始後，范仲淹等一眾官員開始急躁起來，改革措施也十分冒進，正所謂是“
席未暖於紫禁，劍已及於寢門
”（《宋論·卷四》）。
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答手詔條陳十事》在慶曆新政中沒有推行下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改革派採取急躁的辦法來推行快速的跨越式改革，而沒有采取循序漸進之法。
新政計劃由范仲淹提出後，一經皇帝批准即刻下達地方實施，期間並未經過諸中央以及地方機構的討論，
以致於地方官僚集團無法及時與朝廷取得思想認識的統一，
更沒有事先對新政有系統性的認識與準備，這種方式的改革，註定無法走長遠之路。
3、一場並未深入人心的改革
新政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在於改革的觀念僅僅停留在士大夫群體中少數
精英人士
之中，並未在整個士大夫群體中激起思想的火花，
也沒能成功在中下層士大夫中樹立起改革的目標與應遵循的原則。
與此同時，改革的思想尚未在人們心中興起，這導致改革發展時響應者幾乎寥寥無幾，
以至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外，由於新政的實施十分倉促，改革派所任用的官員也往往議論者多而實際辦事者少，
經常敷衍了事，更有甚者常常與百姓發生衝突，所以說慶曆新政推行失敗也是必然的。
三、動搖國本——觸犯統治大忌
上文提到，范仲淹對宋代有名的冗官現象深惡痛絕，因而他從一開始便從對官僚體系的改革入手，但在改革實施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為了一改朝堂的腐敗之風，范仲淹嚴格執行新政，
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一項建議就是“明黜陟”、“精貢舉”，
這一政策一旦真正實施起來，
就會與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相牴觸。
宋仁宗縱然想要改革，但卻缺少破舊立新的魄力，為了穩定朝綱，仁宗皇帝不得不選擇做一位守成之君，停止推行新政，恢復舊制。
1、危及朝廷根本——統治者的選擇
慶曆新政的背景是宋朝廷內憂外患的被動局面，可以說，
宋仁宗之所以會推行新政僅僅是為了穩定朝綱，
達到對官員造成威懾效果，敲山震虎的目的，換言之，他並不是想徹底推倒重來，只是想要維持統治而已。
可見，從一開始，
宋仁宗就不是一個徹底的改革派，
當慶曆新政初見成效，化解了宋仁宗當時所面臨的困境之後，便被皇帝親手按下了終止鍵。
此外，宋仁宗的個性註定了改革不會成功。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得益於其施政理念中“
無為而治
”、“與民休息”的觀點，
國家可用“太平世”三字來形容，
而這與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關係。
不同於神宗皇帝的好大喜功，仁宗能夠認清自己的定位，他認為祖宗所立之法不能輕易變革，否則會容易出現各種弊端，正如清代王夫之所言：“
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
”，加之他本人優柔寡斷的個性，新政就在他的猶豫不決中逐漸夭折了。
2、註定失敗的結局：祖宗體制未變
慶曆新政的失敗還有一條深層次的原因，即宋朝的封建體制。范仲淹看到了當時朝廷積弊已深的狀況，受封建體制的影響，古往今來都是“
清官如鳳毛麟角，貪官如黃河之沙
”。
如果不徹底改革國家政體，完善監管體制，想要徹底革清吏治難如登天。換言之，在一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國家中，想要改革成功，就要東方社會傳統的一統天下的專制王權體制做出改變，
但這是社稷的根基，是無法輕易改變的，因而新政從一開始就註定是要失敗的。
四、結語
對於任何一項改革而言，
主觀的條件是否已經全然具備以及社會新舊諸方面的條件的左右，
對其是否能夠成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慶曆新政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其是中國古代一次有著
深遠意義
的改革的事實無可厚非，作為一次士大夫與天子“
共治天下
”的可貴實踐，其得到的經驗教訓為其後數朝的改革提供了寶貴誡勵，其經驗教訓也必將永垂史冊。
參考文獻：
1.《宋論》
2.《朋黨論》
3.《答手詔條陳十事》
4.《宋會要輯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