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以吏治為主而熙寧變法重在理財，但王安石卻造成很多惡果

從慶曆三年（1043年）到熙寧二年（1069年），短短26年中，宋朝接連出現了兩次變法，對當時的政局及其後的歷史程序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的主角範伸淹、王安石不僅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傑出的文學家，都是在當時舉足輕重、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物。但前者只實行了一年，便告終結，後者則繼續了幾十年，然而千百年來，前者卻備受讚揚，而後者則揹著罵名，甚至在小說、話本中，一個是正面人物，一個成了嘲諷物件。這究竟是為什麼？是後人都看走眼了，還是他們本身的差異造成的？這隻有對兩者作比較才能找到答案。

時代背景

宋代文人士大夫與皇室共憂患，以天下為己任，對國計民生關切的熱情，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從真宗開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已經確立，這是我國古代皇帝制度下最為民主的體制。士大夫的言論比較自由，他們多是透過科舉考試的公平競爭成為進士之後，進入仕途。國家實行治法，一切依法行事，皇帝也不能例外。監察制度比較完善，中央臺諫官的權力相當大，可以彈劾包括宰相在內的各級官員，可以監督皇帝的違法行為。這一切，是宋代進入空前繁榮的政治保證。

再看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大體相同，亦略有不同處。趙宋立國至范仲淹變法共歷80餘年，80年間宋朝中央集權統治而出現全面危機，冗官、冗兵、冗費導致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范仲淹認為政治的腐敗是北宋貧弱的根源。當時北宋“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與外，夷狄驕盛，寇盜橫幟。”要使國家擺脫危機，臻於富強，必須“擇吏為先”。這是一切改革的基礎。所謂，“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慶曆新政流產之後，北宋的衰頹日甚一日。相比較而言，熙寧初開始出現下滑現象。熙寧之前的幾年，國庫這部分已出現赤字，需要內庫支助。26年之後，王安石再一次領導了變法。但是王安石對北宋社會的認識，他的變法的途卻與范仲淹卻大相徑庭。王安石認為：北宋的主要問題不會理財，變法應在生財、理財上下功夫。官吏政治的腐敗，不是主要問題。反而應該普遍加俸，厚祿養廉，使官員感受到改革的好處，支援經濟變法。

改革內容

關於範、王二人主持的朝政變革之異同，李存山先生有扼要的概括：“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的根本不同就在於：慶曆新政是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經濟等領域，而熙寧變法則轉向為‘以理財為方今先急’。”

宋仁宗在慶曆三年（1043年），分別任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擔任了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諫官等職務，並“為之開天章閣”，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為此，范仲淹提出了十項政見，為變法張本：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謠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得答皇帝信任而實行，“天子方信向仲淹，悉採用之。”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十事中，前五項屬於整頓吏治，後三項屬於富強國家的問題，最後兩項是為了保證政策能夠順利地實施。

范仲淹

總的來說，慶曆新政的出發點是好的，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總結道：“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寫給宋仁宗趙禎的《言事書》中曾經概括地舉述了存在於北宋中葉的嚴重問題，以及造成這種問題的總根源，但在統治集團中卻沒有得到任何反應。直到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的變法思想終於受到了重視，與呂惠卿、曾布等人，先後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為了保證變法的順利實施，另設一個自己能掌控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後來在群臣反對下，取消條例司，又將權力轉到司農寺。

而新法以理財為先，主要的目的是富國強兵。主要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和保馬法等法令。從生產著眼，減輕小農負擔，抑制豪強兼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新法抑制了大貴族大地主的土地兼併，限制了大商人的高利貸盤剝，平均了勞役，給小農提供了良好的生產環境，因此出現了生產穩步發展的好勢頭，初步扭轉了貧弱的狀況。

個人特點

一個政治家的素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當他從事一項大事業時，其素質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範、王兩人的素質差別極大，深刻影響他們領導的變法運動。

王安石變法內容

范仲淹極富同情心、愛心，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使他成為萬眾仰慕的聖賢。但作為一個幼稚的理想主義者，政治上軟弱而低能。他被仁宗推到變法的前臺，實際上他並不具備領導變法能力。他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典型，遠嫌避怨，難進易退，忠直而迂腐，簡單而少權變。

慶曆新政一開始便受到反對派的攻擊，新任“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茲不可解。”雖然仁宗表示不信這件事，范仲淹還是感到壓力很大，他在反對派的誹謗誣陷面前怕了，退縮了。新法頒佈後，他不敢挺身施行，而是漸漸“因循姑息，不敢建明大事。”令許多熱心的擁護者心灰意冷。范仲淹害禍患及於自身，因此，“不安於朝”，再“乞罷政事”，要求外放，放棄了對變法的領導。反對派窮追不捨，朋黨之論更盛，終於導致改革派被貶斥，新法全部廢除。

王安石比范仲淹堅強、自信。他對變法的追求執著而熱情。他不為流言所動，更不為攻擊謾罵甚至誣陷所屈。勇敢地與反抗勢力鬥爭到底，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面對人言鼎沸的反對，他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在用人身上不怕被別人誣為黨植，公開排斥政治上的對手，重用意見相同者。反對變法者如呂海、文彥博、馮京、歐陽修等大臣皆被王安石貶黜。對於變法中的動搖分子如呂公著，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趕他出去。對於鼓吹變法的中下層官員如呂惠卿、李定等人則大力培植，授予高位，共贊大計。

文彥博

王安石這樣做自然被指責“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寰慧少年。”正是這些“寰慧少年”幫助王安石推行各項新法。神宗是支援王安石的，但是又惑於紛紛揚揚的謠言。王安石多次上諫神宗，勸他不要為流言所動，“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不要相信天象之變，要重視人事。鼓勵神宗將變法進行到底。因此，王安石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改革阻力及結果

范仲淹改革以整頓吏治為先，側重的是官僚制度的改革。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幹練的轉運使，到地方上去澄清吏治，自己則坐鎮京城裡，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翻開花名冊，對不稱職者， “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既得人，則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公權擇通判人。”在這樣比較嚴格考察下，一大批屍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幹的人被提拔到了重要的崗位。但顯而易見，這些法令觸犯了當時上層官僚的利益。

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養士大夫的國策，擴大了中、高階官員的“恩蔭”制度。透過恩蔭，每年都有一大批官員子孫獲得官銜。但這些官員大多素質低下，無所作為，國家機器難以正常運營。大量的冗員還加重了宋代的“積貧”現象。因此范仲淹現在要打破這種官僚貴族的特權，直接觸犯了他們做官的利益，無疑會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范仲淹

他們對此恨之入骨，於是便聯合起來，對范仲淹等改革派進行誹謗和誣陷，並且愈演愈烈。最後，甚至說范仲淹與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結為朋黨，這就構成了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狀。雖然宋仁宗對朋黨之罪可能未必相信，但在反對派如此強大的勢力下，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五年（1045年）初，許范仲淹卸責，變法以失敗結束。

這是一次沒有成功的試驗。范仲淹目光遠大，在吏治問題還不太嚴重時就抓吏治是正確的，但過於理想化，打擊面太大、太急，阻力就大，以致領導圈中無法獲得取多數，而遭否決。而范仲淹則能以大局為重，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沒有強力推行，因此雖然問題沒有解決，但整個政治體制沒有變動，更沒有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這樣，一方面，國家政局保持穩定，經濟、文化、科技還在繼續前進，出現了慶曆之治和嘉祜之治。另一方面，問題也在逐步惡化，吏治沒有改善，財政逐步出現赤字。

與慶曆新政中那些尸位素餐、沒有能力的冗官和小人不同，反對王安石變法多數是當時的“君子”甚至連當時贊同范仲淹變法的諸君子，如韓琦、歐陽修、富弼等也反對王安石變法。以司馬光為例，他是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一派的領軍人物，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比較有品格的一位政治家和史學家。他強烈反對新政，主要是由於二人政見上的不合。而像呂公著、程顥、蘇轍這類有品格的文人，最初是支援變法，後來也轉而反對變法，這也說明了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和實行的手段是出現了很多問題的。

呂公著

王安石變法以理財為先，沒有直接觸動到上面所提到的小人的利益。王安石所處時代的官僚們，情形和范仲淹時期差不多，他們會因為觸動了他們做官的利益而反對范仲淹，同樣也會因為王安石沒有直接觸動他們的做官利益而對變法表示沉默，或者為了做官而巴結逢迎王安石，此外，王安石變法還有一個很大的弊端，則是他只注重法的推行，不論推行法的是何等樣的人品。比如在青苗法的推行中，反對派的理論多就實際人事而言。如“州縣以多散為功，有錢者不願借而勒借，患無錢者不易償，因而不許借，出入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這些推行中的弊端導致了一些原本支援變法的官員轉而反對變法，比如呂公著、程顥、蘇轍等。而像韓琦這種原本支援范仲淹改革，後卻反對王安石的君子，是因王安石變法聚財的手段不是從官僚、豪強、地主中取得，而是從農工商手中攫取，透過增加農民負擔實現的，韓琦正是以“為民請命”的姿態站在反對新法行列中去的。

王安石變法，與范仲淹新政比較，觸及的是封建社會的皮毛。所以，能夠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得以持續，王下臺以後，神宗繼續維護變法，以後直到北宋滅亡，除了元祜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權，都繼續走變法之路。

孔孟在世還是“古今第一小人”

從短期效果來看，王安石的變法確實有一定的效果，幫助北宋暫時擺脫了積貧積弱的局面，

但出現了更多的問題，主要是：使原來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遭到嚴重地破壞，實際上變為皇帝與王安石治天下的新體制，並向皇帝個人專制獨裁轉化。臺諫官由制約皇帝或大臣違法的機構，蛻化為御用工具，這就為權臣的出現敞開了大門。“一道德”，實際上是以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取代百家爭鳴。以是否擁護新法劃線，實用主義的用人之道，使蔡京、王黼之流紛紛上臺，官場風氣空前惡化，貪汙腐敗同益嚴重。

王莽

這使得王安石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爭議性的人物之一。在古代文人中，或許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這樣，生前身後居然享有如此特殊的評價：譽之者以為孔、孟再世，毀之者卻詆為“古今第一小人”，合王莽、曹操、司馬懿等奸臣於一身。

起初，王安石的名聲是很好的，其最初任七品芝麻官，為鄞縣知縣，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後來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德能勤績俱佳。宰相文彥博向宋仁宗舉薦王安石，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而王安石宰相呼來不上船，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又有歐陽修舉之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其後，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名聲也是非常好。

自王安石進入朝廷提拔視野，名聲便開始逆轉，不太那麼“恨不識其面”，多有“恨識其面”；也不太“聞者莫不喜悅”，而多有“聞者不喜悅”，其中原因想來有二：一、他上來了，我擺哪？二、他要來改革了，我怕是會被他革了吧。王安石名聲發臭，先前原因多半是第一種，他上臺，擋了他人仕途；但王安石當了宰相，很多人並沒轉口頌，反而轉口罵，源自第二條：王安石變法，動了他們的乳酪。

程顥

他將反對變法的官僚，老病昏聵、貪汙腐化的官員安置到閒職上去，或調往地方為官，貴族官僚的政治、經濟地位開始受到限制。故此，對王安石個人的攻擊也愈演愈烈。“御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

朱光庭說他：“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寢成大弊。”韓琦說他：“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當書生可以，當宰相不行。另有唐介，也跳將出來，極力非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蘇洵在《辨姦論》中說他：“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正是由於這些文人墨客的宣傳引導，致使王安石名聲於晚清以前多是毀多於譽的。

南渡初年，朝野內外，君臣上下，幾乎異口同聲地批評王安石及其變法，認為北宋衰亡於王安石。建炎四年六月，宋高宗“謂大臣日：‘今士大夫知史摯者畿人，此皆王安石以縫羲彀科之蔽。’範宗尹日：‘安石摯衍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被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焉族。’上深以晨然。”

趙構

南渡初期，宋高宗於內政權未穩，對外又面臨著金人的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把北宋滅亡的責任推諉給王安石和蔡京，無疑可以收到“收人心而召和氣”之功。

元代以降，由於改朝換代，距敲北宋熙寧之時已遠，因此，除了經學家們封《三經新義》的指摘外，南宋對王安石及變法的評述也已經開始作為歷史定論被後人接受。

明代士風放曠，多喜肆訾古人。其中，楊慎將對王安石的誣陷誹謗推到了極點。

《丹鉛餘錄》卷三雲：“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又說：“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清初鼎革之際，思想界突破了明代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相富活躍。但顧炎武、王夫之等大儒雖然深懷用世之心，封王安石的評價基本上仍然步武前人，甚至於加密轉深。如顧炎武雲：“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