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君臣，對北方的遼國都是什麼態度？

使臣群體在出使歸來後，須上交皇帝一份“述職報告”，“報告”裡不僅包括使臣出使的全部過程，並且要詳細記錄出使之地政治現狀、經濟形勢、文化風俗、沿途地理風貌等，目的自然是為了幫助朝廷瞭解出使之地。形勢瞬息萬變，要做到知己知彼，早做準備。

這份“報告”被稱“出使行程錄”或是“奉使錄”，其內容詳細地位重要，是瞭解使臣在出使後思想狀態的極佳依據，史料價值極高，但是因為遣使次數頻繁，尤其是正旦使、生辰使年年差遣，“物以稀為貴”。

一、宋朝使臣放不下的夷狄觀

北宋周邊政權從立，威脅較大的契丹在北邊虎視眈眈，西夏在西北處蠢蠢欲動，儘管如此，北宋依然堅持以中原華夏為正統，鄙視夷狄的夷夏觀，以中原大國自居。使臣群體知識水平較高，但是固守傳統，對大約春秋戰國時形成的南夷北狄的“中國”概念堅信不疑。

1。檀淵之盟的簽訂

“澶淵之盟”簽訂後，使臣因為心中放不下的這份夷狄觀，導致心有不快，對宋廷的軟弱十分氣憤，歐陽修有詩曰：“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詩中充滿不甘心的情緒。也在提醒宋廷一定要對遼存有戒心。

富弼上奏言：“臣伏以北虜自古為中國患，……漢時謂之匈奴，唐時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貨財，寒無溫麗之服，飢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禽蟲之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萬物之富，愛而不可得，學而不可及，貪惏之性，復有趙武，不得不為邊鄙侵掠之患也。”

句句可顯對遼一邊鄙之國的低看，對宋朝強盛的自信。但現實是，因為實力差距導致邊境威脅，北宋無力成為天下共主，大唐時期的中原大國，周遭藩屬的盛況已經去而不返，使臣出使時只能極力壓下心中的那份傲氣和受制於遼無力還擊的屈辱，可自身的高傲又讓他們不能接受這份壓迫，使臣自身其實十分矛盾，劉敞有詩言：“男兒戰死自無恨，國勢倒懸誰為慮。我本不來人疆我，百年空使愧相如。”

“和親雖複用諸儒，聖德由來感格殊。天子今成大父行，匈奴自號兒單于。候人守燎隸圉馬，渤海西道奚前屈。塞外始知漢使貴，留犁撓酒直區區。”

2。理想遠大，國力貧弱

這是使臣群體矛盾心理的真實展現。矛盾之下，他們只能用德懷天下來勸慰自己，史載：“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御蠻夷之常道也。”德懷天下也是聖上治國之道，使臣們將北宋歲賜與遼、西夏等歸於北宋心懷天下，天意所指，韓琦作詩言：“東西層巘入嵯峨，關口才容數騎過。天意本將南北限，即今天意又如何！”天意如此，何必逆天而改，韓琦幾句詩言道盡心中無奈。

儘管使臣無力改變現狀，但是他們仍然以天下事為己任，力所能及的保護宋朝邊境穩定，用親身體會為邊境防守添磚加瓦，如富弼上奏疏言：“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薊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失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累。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易於此而反輕視哉。”契丹終究是對宋朝的領土虎視眈眈，不得不防。

同時使臣在出使途中感受契丹的社會人文，同時記錄天氣與地形，深感契丹人民生活環境的艱苦，心中難免產生同情，更加堅信北宋的德懷天下。韓琦出使時，在廣平甸契丹皇帝冬捺缽地有詩言：“北土凝氣氣候偏，臘殘池館愈蕭然。長河冰塞多寒地，密雪雲繁三白天。”

王珪的《一題白馬館》言：“白馬芒原非路歧，征夫未起雪侵肌。雁思水國猶南翥，人在冰天更北馳。狂吹欲號沙四作，凍雲無賴日西垂。”也許一開始無奈於與契丹平等，有一種憤怒存於心頭，經歷過出使契丹反而更能生出德懷天下的感悟，憤怒與不甘的感覺漸漸削弱，這是親身經歷過才能明白，廷臣是做不到的。能有這份感悟的使臣也是心智高於其他廷臣，有的時候表達反抗很容易，接受卻不容易，既然攻之不下，就以德感化。使臣的詩作表現了使臣的心態變化，從一開始的矛盾、不甘漸漸轉變為接受、包容，對遼的主張更傾向於以和為上。

二、大局為重，息戰為友

1。遼國對宋朝的尊重

使臣能夠接受與契丹地位對等，不僅僅是對契丹人民的同情，更是考慮到國家利益和處境，他們明白戰亂紛爭只能帶來流血犧牲，和平穩定才能長治久安，且宋確實軍事實力不足，邊防建設有缺陷，朝廷風氣“重文輕武”，在這種情況下，宋廷採取和平策略方為上策，可以促進雙方經濟、文化交流，為宋朝自身建設帶來好處。

宋遼交往中，宋朝學習了遼朝獨有的養殖技術和遊牧文化，契丹子民對中原文化接納程度也極高，對中原服飾、詩詞文化等皆喜愛不已，使臣出使契丹也會受到厚禮相待，歐陽修有詩言：“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

可見遼朝對宋朝的尊重，雙方相處十分友好。對比戰亂的顛沛流離，宋遼人民都更希望和平，王安石作詩《澶州》言：“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天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詩作表達了對和平交往的肯定，對澶淵之盟的肯定，澶淵之盟後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局面不可輕易被打破，使臣深諳其中的道理，更何況現在的情況是西夏也對宋廷施加軍事壓力，宋朝無法再承受來自遼朝的壓力和攻打。大局勢之下，不起戰火，互為好友才是正確的主張和方向。契丹子民對宋朝態度友好是有目共睹，遼朝對宋朝的肯定也十分明顯。

2。使者的描述

使臣富弼指出：“契丹自得薊以北，拓拔自得靈、西夏以西，所生英豪，旨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署，任中國賢才，賣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之所為，旨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被盡得之被之所長，中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僟可御，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虜邪？”

韓琦出使契丹時，也認為：“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啟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餘靖在遼的宴會上作詩：“夜宴設罷（侈盛）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斡勒（厚重）。微臣稚魯（拜舞）祝若統（福禱），聖壽鐵擺（篙高）俱可武（無極）。”

遼主聽後十分欣喜，大加讚賞。餘靖出使契丹多次，契丹語熟練於心，在契丹國宴上夾雜契丹語作詩，深受遼主喜愛，雖說並不是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水平，但是宋遼交好的一個表現，刁約也戲謔地作出夾雜契丹語的詩詞：“押宴移離畢（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看房賀跋文（賀跋文，如執政防閣）。餞行三匹裂（匹裂，小木嬰，以木為之，加黃漆），密賜千貌狸（形如鼠而大，定居。食谷粱，嗜肉。北朝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

雖為戲謔之作，但是從詩句中為刁約設宴的是僅次於宋朝宰相的移離畢等資訊都可以看出遼朝對宋朝的重視。所以使臣在親身經歷的基礎上對遼的態度是傾向以和為上。

3。各抒己見

遠離戰亂、又不曾出使的廷臣在朝堂之上儘管有黨爭干擾，各有立場，宰相呂夷簡和杜衍的博弈甚至影響到宋夏戰爭，但是，廷臣對遼的態度較為一致，堅持以和為上，只請求仁宗注意邊境防範。張方平就此問題上書仁宗：“賊枉自尊大於巢穴之中久矣，壓者固宜以鳥獸蓄之力，主不必計較“名器”之爭。”他主張不要與契丹起衝突，畢竟宋乃中原大國，不必和契丹這樣的蠻夷計較。

慶曆二年契丹揚言南侵，呂夷簡也沒有堅持真正和契丹開戰，只是建議建都大京，顯示宋仁宗親征之意，以震懾契丹。所以在契丹問題上，使臣和廷臣是戰線統一的。使臣與廷臣對待遼的態度在仁宗朝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和為貴”。

無論是內心多麼無奈，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依舊保持理智，一心為宋王朝，息戰安民。很難想象富弼、餘靖等使臣在西夏酣戰，遼橫插一腳的危急關頭，是怎樣的勇氣促使他前往遼進行周旋。在朝做一位臣子難，做一位使臣是難上加難。

三、戒心仍還在，以防萬一

但是使臣始終多有一份憂慮，就是契丹並不是真正的臣服於大宋，它有著隨時想挑起宋遼雙方戰火的心思，對此，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所以他們對遼主張不僅僅和廷臣站在一條戰線，而是同時勸誡帝王早做準備。范仲淹、韓琦言：“而國家御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

范仲淹常年在陝西處理事務，對宋遼邊境事務瞭解頗多，即使在雙方交好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北邊的契丹是國家抵禦外敵的首要思考物件，他上奏的章奏裡對西夏有攻策有守策，對於契丹，始終持有準備的守策，言：“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

此奏幾條建議都是勸誡帝王要對契丹有所防備，不可荒廢武事，他也認定契丹是中原之恥，總有一天要雪恥，這也是為了提醒仁宗切不可忘記恥辱，一定要有所準備。富弼所奏《上仁宗論河北守禦十三策》言守策六條、御策七條均為不可對契丹掉以輕心，且稱其為“北虜”。

對契丹本身頗為低視，同樣支援透過加強兵備來防禦契丹，實力強大再進行討伐，以安邊境漢人之心，言：“昨契丹背約，呼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兇醜敢爾，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勾踐復雪恥之心，臣下亦未見有楊素、裴度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計北虜勢方強盛，可以為寇而輒肯議和者，有謀也。謀而後舉，以為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然，雖焰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虜之強既如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術，是欲秦之魚爛、梁之自亡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