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豫很想當傀儡皇帝，不過他同粘罕並無直接往來，只好以重金賄賂撻懶，要他出面推薦。張匯《金虜節要》記載說：“金人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喜。撻懶曾有許（劉）豫僭逆之意。”［4］粘罕的心腹、西京留守高慶裔聽到這個訊息以後，馬上告訴了粘罕。撻懶是粘罕的堂叔，身份很高，在金太宗面前很有影響力。重立傀儡政權，是金太宗的旨意。為了把扶植劉豫的功勞搶到手，高慶裔給粘罕出了許多主意，為粘罕所接受。於是，粘罕派高慶裔前去活動。高慶裔離開雲中（今大同），經燕山（今北京）、河間（今仍其名），到達了劉豫的老家景州（今東光）。他在景州會見了當地的官民，“諭以求賢建國之意”。與會的人不瞭解高慶裔的意圖，都嚇得不敢講話，紛紛表示不知本地有什麼賢人可立。高慶裔透露說，本郡的劉豫便是賢人。景州的官吏和民眾，都懼於高慶裔的權勢，誰也不敢提出異議，都表示贊同。於是高慶裔令景州“列狀舉之”，就是撰寫出推舉狀文，以示其真實可信。後來，高慶裔又到了德州（今德州將陵縣）、博州（今聊城縣）和東平（今仍其名），也採用同樣的辦法，炮製出許多推舉劉豫的文狀。
高慶裔攜帶這些推舉狀回到了雲中，向粘罕出示了這些推舉狀，以證明各州郡“共戴劉豫之意”。由於在此以前，有過劉鍺、張邦昌拒絕推薦之前例，故此粘罕要高慶裔攜帶這些推舉狀去濟南，同劉豫說明情況，聽取他本人的意見。對於劉豫而言，這是他求之不得的夙願，不過劉豫卻假惺惺地提出，前知太原府張孝純更為合適一些。粘罕表示，既然有那麼多的州郡舉薦，劉豫甚得人心，就選劉豫作為物件吧。不過此事關係重大，不是粘罕所能決定的。於是粘罕派元帥右監軍兀室（即完顏希尹）趕快回到上京，向金太宗作如實的報告，得到了金太宗的批准。由此可知，要劉豫當傀儡皇帝，最初是撻懶提出的，後來則是由高慶裔一手精心策劃的結果，粘罕在此事上反而佔了先。這是一場典型的盜用民意的醜劇，卻為後世許多政治野心家所模仿、採用，屢見不鮮。
建炎四年（1130）七月二十七日，金國派高慶裔、韓昉為皇帝的使節，冊立劉豫為大齊皇帝，以大名府（今仍其名）為都城。冊文見載於《三朝北盟會編》卷141，又見於《大金國志》卷32，以前者的文字比較準確。冊文是由高慶裔撰寫，用金太宗的口氣，講述了冊立劉豫的原委和目的。
金太宗在冊文中指出，趙氏宋朝多次背盟“陰起事端”，使金國不得不多次派兵南下，“詰茲敗類”。金太宗稱：“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為通器。”金國雖然佔領了中原地區，卻“無並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故而“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從金太宗的上述表白中不難看出，金國扶植張邦昌、劉豫傀儡政權的目的，是代替金國來統治中原地區，與中原政權實行的“以夷制夷”政策是一致的。
金太宗在冊文中指出，張邦昌是一名“懦夫”，“難勝重任”。希望劉豫能以此為鑑，妥善治理中原，“罷無名之徵，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構建一個上下相安的太平盛世。能夠實現這個目標，便可以減少金國的後顧之憂。
金太宗在冊文中指明瞭劉豫政權的性質和地位。“國號大齊，都於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以楚舊。更須安集，自相修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慾，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5］這就是說金朝明確規定了劉豫的傀儡政權名叫大齊，以大名府為都城，其統治的地域與張邦昌相同。即黃河以南的中原地區。劉豫是金太宗的兒皇帝（世修子禮），大齊政權是金國的藩屬（忠以藩王）。
冊立劉豫的玉冊，共66方。每方刻字兩行，文字陰刻，字內填金。可知金國對冊立劉豫一事相當重視。劉豫冊立之初，“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所謂正朔是指曆法、年號而言，通常每一獨立的國家，都要有自己的歷法和年號，特別是年號更為重要。劉豫的大齊使用金國的天會年號（金太宗的年號），足以證明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權。次年（1131），始以阜昌為年號，改天會九年為阜昌元年。
劉豫被冊立以後，立刻封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封其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出宮後為賊所掠，賣身與豫，為針線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於錢”。［6］錢氏於宋徽宗朝做過宮女，對宮廷之事比較熟悉，劉豫封錢氏為皇后，便於建立後宮制度，極力效仿宋朝宮廷舊制，以滿足劉豫之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