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功績卓著的抗倭將領，以戚繼光、俞大猷為最，俞大猷與戚繼光齊名，並譽 “俞龍戚虎”，“俞家軍”聲望也不在“戚家軍”之下。按常理說，俞大猷的歷史地位不應低於戚繼光，二人至少應該得到相等的待遇。可是以後的歷史確是戚繼光名傳千古，俞大猷很少有人提及了。
戚繼光和俞大猷兩人出身、經歷、業績、著述相似。二人都出身武職世蔭家庭，俞世職百戶，戚世職千戶，戚起點稍高於俞；兩人都是抗倭英雄，轉戰南北為國掃寇；俞家軍、戚家軍都是聞名天下的雄師；兩個人不僅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還是兵器發明家。此外，二人都是武術家，同為南派武學一代宗師。
戚繼光功成名就，他的背後是張居正。俞大猷卻是官場的失敗者，屢屢不得志。
俞大猷戎馬一生，戰功赫赫。故致仕時朝廷評價“才猷兼茂，忠赤獨懷，歷仕三朝，身經百戰，經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五千餘級，功在邊陲，裒然為諸將之首。”可是俞大猷性格耿直，不善交際，不懂人情事故不熟悉官場的規矩，更沒有張居正這樣的後臺，後果可想而知。“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的背後，是“七次屈辱，四次貶官，一次入獄”。俞大猷雖然戰功累累，卻經常被彈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領軍功，俞大猷在官場碰的頭破血流，你再大的本事也是無可奈何。
《明史》中說戚與俞 “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
戚繼光的“操行”一直被人詬病，就是他與張居正的關係。戚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少有壯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不求安飽，篤志讀書”，“日孜慕古，博極群書”。戚繼光出身官宦世家，對官場的那套人情世故相當熟悉，“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戚繼光一生受益於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繼光受張居正舉薦，擔任登州一帶軍事總官，直到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兩人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平時進京必去拜會，尊敬有加，常託人送禮。張居正坐此轎回鄉，戚繼光特地從遼東指派精兵十餘人充當張居正親兵，護衛其安全。
戚繼光的朋友、文學家王世貞後來寫了篇《張公居正傳》，說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以至張首輔縱慾過度而得病。王世貞甚至說張居正“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洩之，其下成痔”。小說家言不必當真，有一點可以肯定，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係非同尋常。沒有張居正的鼎力支援，戚繼光不可能在官場上如魚得水。
張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張居正看重戚繼光，並非是戚繼光拍馬屁拍來的，首先戚繼光是為國戍邊少有的將才。張居正是大政治家，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明末清初史家談遷在《國榷》中曾說：“非戚將軍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將軍耳。”張居正在書信中也說：“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為希有。”
戚繼光雖然是個武官，但是為人為官的道道爛熟於心。處事圓滑，極得同僚稱讚，對上級也是恭敬有加，在張居正之前的胡宗憲徐階等人無不對戚繼光稱讚。《明史》指出：戚繼光塞上功高“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鹹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俞大猷正好相反，官場是他死對頭處處碰壁。一心熱血報國的俞大猷曾經給自己的上司寫了兩封信。一封《上僉憲伍山陳公條陳用兵二弊二便書》，一封是《又呈畫處官澳三策》。他的請求並沒有得到上司的認同，反而覺得官威受損，因此俞大猷被杖責免職。更可氣的是，俞大猷受到官場的排斥，有戰功是人家的，有過錯就往死裡整。一次3俞大猷同戚繼光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時，俞遭嚴嵩、趙文華誣陷，說他“追擊不力，縱寇南奔”，要下獄處死。幸虧戚繼光籌集了三千兩銀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
俞大猷和戚繼光相比，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機會和保護。俞大猷的背後如果是張居正這樣的人物，俞大猷的人生肯定不同。俞大猷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仕途坎坷，處處遭掣肘，經常有功無賞，屢遭打擊陷害。史上記載他遭受“失事停俸”、“坐戴罪辦賊”、“奪世蔭”、“再奪世蔭”、“逮繫詔獄”等等處分。可貴的是，俞大猷忍辱負重，光明磊落，明史上說他是“忠誠許國，老而彌篤”。
俞大猷命不好，恰逢嘉靖朝時代，當時嚴嵩秉政嘉靖皇帝數十年不上朝，官場風氣糜爛。而戚繼光在萬曆時代大展拳腳，因為當時朝中首輔張居正支援戚繼光。
歷史有時候就是不公正的，今天人們只知道戚家軍，不知道俞家軍，只知道戚繼光，不知道俞大猷。我們必須把歷史淹沒的真相告訴世人，明朝抗倭英雄不僅有戚繼光，還有俞大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