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上海翻譯》2019年第4期
轉自：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漢英翻譯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探索
隋曉冰 宋馨培
（佳木斯大學，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摘要］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旨在再現女性主體形象與性別身份，賦予譯者更多創造性“加工”的空間與自由。譯界廣泛接受的增補、前言與腳註、“劫持”三種翻譯策略最能體現當代女性話語權與“她們”意識的覺醒。本文在梳理當代女性主義翻譯流派的諸多新銳觀點的基礎上，對華人作家嚴歌苓的史詩級作品《小姨多鶴》的英譯本進行剖析，探索譯者如何在細膩筆觸下踐行女性主義翻譯原則，為讀者還原諸多別具情致的女性形象。
［關鍵詞］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小姨多鶴》； 翻譯策略
［作者簡介］
隋曉冰，博士，佳木斯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研究領域：英漢對比與翻譯；
宋馨培，佳木斯大學外國語學院助教，研究領域：語料庫與翻譯 。
一、引言
上世紀80年代末蓬勃興起的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緣起於女權運動中政治板塊對女性話語與身份地位的訴求。伴隨“文化轉向”思潮與勒菲弗爾“操縱改寫論”的興起，許多女權新銳學者批判意識形態與文學作品中女性被“隱藏”的尷尬窘境，希望重塑她們在寫實作品中的輿論權利與獨特審美，不拘泥於字裡行間文字功能的傳遞，以擺脫舊有固化女性群像之偏見。本文意在評述國內外部分學者在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框架下的主流見解，結合翻譯從業者在宏觀理論指導中生成歸納的翻譯策略，對《小姨多鶴》英譯本的進行語料分析，從而在實踐層面動態把握漢英女性翻譯的新思維。
二、女性主義視域下的翻譯思想
西方女權運動的餘波促成了文學翻譯領域女性意識的覺醒，所謂“女性視角”，即譯者有意地用女性意識經驗、審美情趣去關照自己所譯著的作品。（劉軍平，2004） 女性翻譯理論的倡導者Sherry Simon在Gender in Translation一書中指出：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都堅持翻譯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為其性別身份構建創造條件。（Simon，1996：115） 這種翻譯觀起初並不是對文字使用特定翻譯技巧的關注，而是一種文化訴求和政治策略。翻譯的終極目的不是建立模式化翻譯標準，而是在筆譯實踐中透過文化寄予女性豐富的身份內涵。
（一） 女性主義翻譯思潮之源起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西方女權思潮的陶染下，衍生出英美女性主義和法國新女性主義兩大流派，前者側重對經典作品譯本的顛覆，後者將關注投射在語言學及心理學等方面。長久以來，女性與翻譯二者都處在所屬領域邊緣地帶，從翻譯史來看，在強調忠實原文的前提下，作者之於譯者即為主僕關係；從性別角度來講，兩千多年中女性一直被刻畫成依附男性並需要被其救贖的弱勢群體，而女性主義翻譯家們卻齊聲發出“女性必須透過語言提高自己地位”的吶喊（Lakoff，2004：198）。在翻譯領域，女性主義關注譯者的能動作用，鼓勵譯者在解構原文的同時適時植入女性思維，特別是“雙性同體”概念的空降，矯正了以往純粹秉承女權道義者的偏激。部分學者提出譯者身份的流動性，並強調這種辯證思維“能以一個更加全面合理的角度來研究女性主義翻譯問題”（馬悅，穆雷，2010） ，女性主義還強調譯者在講求職業操守的前提下，客觀適時地將原著中的話語風格和人物稟性以他/她的雙重視角進行平衡。這些都為譯者與女性的正名奠定了必要的輿論基礎，女性主義理論也水到渠成地步入翻譯研究的歷史舞臺。
（二）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主張
從理論目標層面看，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者以撰文著書、出版訪談錄等形式為載體，致力於宣揚自己的翻譯主張，鼓勵女性主義翻譯從業者以激進形式融入到文化傳播中。從實踐手段層面看，由於譯者以往地位如此卑微，譯者只得依靠非正常手段擴大讀者面，拓展自己的聲望。（周紅民，程敏，2012） 女性主義翻譯觀挑戰了男性對話語主權的把控，透過改寫比喻甚至是重譯等手段扭轉女性隱沒及附屬的地位。女性主義譯者以重讀、重寫與“婦佔”（woman-handle） 等手段力圖張揚自己的聲音、塑造自己的身份、進而實現原文與譯作的共生以及作家與譯者影響的同比擴大。（Simon，1996：87） 北美地區最早從事女性翻譯的Barbara Dodard教授聲稱自己為作者的“同謀”，考慮譯文中女性給予社會歷史與當代文化維度的作用，樂此不疲地在目的語中尋求、發明新的表達方式，在語言中為女性提供迴歸前俄狄浦斯想象界的通道，探索重構女性主體的可能性。（李紅玉，2009） 另一位美英女性主義學派代表人物Flotow重新對“忠實”進行解讀，她坦言作為女性主義譯者，大可憑藉自己對原著的剖釋進行改寫（Flotow，2014：34） ，既不刻意忠實於原作者，揣測其初衷，也不願屈於臣服地位，試圖迎合目的語讀者。
我國近代未曾經歷激烈的社會運動，因此涉及到女性身份問題時並無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訴求。千禧元年，廖七一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中首次談及女性主義思潮對翻譯思想與理論研究的指導意義。（廖七一，2000：302） 此後，我國學者對於女性主義翻譯進行了多維度的動態研究，如歷時視角下關注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調整和補充，或是在進行女性翻譯實踐的同時著眼於譯本批評研究。劉軍平強調在後現代文化語境下，女性是自由精神與創造精神的體現，女性差異性以及他者性將為重建譯者主體性和其他翻譯模式提供無限的可能性。（劉軍平，2004） 方夢之教授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傳達原作內容和形式的總的設想、途徑，都與宏觀理論及其學派有關。一定的宏觀理論有一定的中觀策略，一定的策略常以一定的理論為依據。（方夢之，2015） 在實踐中，秉承女性翻譯觀的譯者們不斷完善微觀與中觀層面的策略技巧，在追求陰性美學的同時，重申對女性身份與審美情趣的訴求，使女性主義翻譯觀在短短几十載中臻於成熟。
傅敬民教授（1997） 還指出譯者所特有的思想感情、審美趣味、翻譯才能等心理因素必然會在翻譯中留下個性的痕跡。後繼學者在文學作品分析中對此觀點加以佐證，孟令子在基於語料庫的前提下對《沉重的翅膀》兩種英譯本進行強勢語詞頻統計，得出譯者根據語言使用方式構建不同性別身份，而翻譯是“操演”性別身份的渠道。次年，她詳實客觀地分析了翻譯與性別的關係，提出前者是“操演”和“成就”後者的場所，缺乏語境意識的譯本是難以服眾的。（孟令子，2016） 女性主義思潮下衍生的翻譯策略大多旨在重塑文學作品中女性的正面形象，改寫、替換貶損女性言論的內容。事實上，也確實只有譯者才能在與原作者和譯文讀者的對話中提交翻譯的尺度，而原文作者、譯文讀者以及出版社方面都只能在翻譯中作為譯者翻譯的參照依據。（傅敬民，韓淑琴，2004） 李紅玉和周峻等人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闡釋性別意識與譯者身份的微妙關係，前者認為無論男女譯者，都可能受到來自贊助人及語境外因素的影響。（李紅玉，2008） 周峻（2013） 在分析張愛玲自譯作品後指出，自譯行為使其獲得作者兼譯者的二元身份，在這種特有實踐體驗中，張愛玲獨樹一幟的寫作風格及強勢“劫持”翻譯策略，為社會底層女性發出吶喊。銘刻了雙重文化經歷的離散譯者張愛玲在其翻譯中展示出其獨特的翻譯風貌—在其翻譯中流露出對母國文化和移居國文化的反思和審視使得其譯者主體性具有更為多樣、更為深刻的維度。（王曉鶯，2011） 總而言之，女性譯者憑藉獨有的細膩感和覺察力，將社會地位的訴求延伸到文學領域，從女性視角出發關照文學作品中的女性群體，透過文化干預開拓了翻譯實踐的全新視角，使女性在主流男權話語作品中也能展示真我美感。
（三）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策略
在眾多女性主義翻譯實踐者中，業界領軍人物Flotow教授為女性主義思潮的普及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在女性主義翻譯觀被引入國內譯界時，她倡導的筆譯策略從文字功能向行事功能轉換，她坦言翻譯不僅屬於文學範疇，還與政治、意識形態等相互交織。在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一書中，Flotow教授認為“女性時代的翻譯也是對先前女性主人公的重塑，是對以往給與女性的那些性別特徵和態度的改寫”（Flotow，2014：50）。其翻譯觀及衍生的譯學方法為當今筆譯從業者所廣泛接受。在Flotow的主流思想中，最常見的三種策略分別為：“增補”、“加寫前言和腳註”和“劫持”。
增補是女性主義譯者主動介入譯作，在融合個人對文字理解的同時，為目的語讀者補償由文化、語域等差異帶來的語內的所指缺失。方夢之（2013）稱這種技巧為動“手術”，即譯者以目的語文化的意識形態為圭臬，“鑲補”外國人不懂的背景。儘管在其他譯學流派中“增譯”法也被經常使用，但女性主義策略更傾向於潛移默化地增補作品中轉述的女性意識與性別意義。譯者在解讀文字隱喻的前提下，自覺增添突顯女性氣質與形象的篇幅表達，創造性地扭轉“忠實”標準的絕對性地位，擺脫“不忠的美人”的矛盾限制，使譯文在流暢自然的前提下展現兩性平等。
採用前言與腳註也是體現譯者調動主觀判斷、表達作者意圖的手段之一。筆者認為，這些方法是女性主義翻譯策略中的非常規操作，譯者在譯文風格重寫與微調中難免遇到文化預設，因此，必須以顯性修改和強勢介入的方式加以解釋。此外，前言多交待故事背景與作者以往文筆風格，譯者在查詢平行文字並掌握作者文體筆法後，解構遣詞造句中的隱喻內涵，關照讀者文化儲備的差異，竭盡所能還原作者口吻，增強作品資訊呈現的有效性，運用腳註的補償效能為女性“發聲”，深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感染力與親和力。
劫持又稱為“挪用”或是“叛逆式重寫”，是最能反映女性主義翻譯觀訴求、最為激進且最飽受譯界詬病的策略。方夢之教授（2018）強調翻譯是一種雙重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再創造活動，對同一事物在不同語境制約下進行改寫，即使不脫離原文也會超出原文字體含意。譯者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下解碼原文中的文化資訊，加入自身主觀邏輯判斷，抒發對女性群體的讚美之情，修改甚至刪除作品中暗含女性歧視或偏見的話語，以期在社會文化語境下為女性爭取話語平權有所幫助。女性主義翻譯家用這種“新奇而陌生”的方式啟發讀者的閱讀慾望，讓讀者想要迫切探尋女性角色在作品中的境遇如何，為作品基調與情節鋪墊留有餘地。
三、女性主義視角下的漢譯英實踐淺析
英譯本Little Aunt Crane由愛丁堡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的Esther Tyldesley女士所譯，身為女性譯者的Tyldesley教授在解構文字話語內涵、重組意群等方面考慮到性別、意識形態等差異，深入剖析嚴歌苓小說中塑造的小環、多鶴兩位女主人公的性格特點。（Tyldesley，2015：4） 筆者試圖以雙語譯本對照方式分析Tyldesley教授的創作歷程，反觀譯者如何在女性主義策略指導下進行二次創作，在尊重語言差別中激發想象，在斟酌譯文受眾的審美偏好中還原作者細膩的筆觸，將女性主義筆譯標準應用於實踐中。
（一） 增補
帶有“補償”色彩的增補創作是最常見的女性主義翻譯策略，譯者需要對漢英社會文化知識有足夠涉獵，才能在尊重差異的同時滲透並還原隱喻，調動自身創造性思維，橋接英語讀者知識的斷層，努力為譯本讀者還原人物的性格，使人物間的鮮明對比躍然紙上。筆者解析Tyldesley女士英譯本中採用的“增補”手段的意圖主要為：背景知識補缺和輔助資訊理解。
1．背景知識補缺
作為一部史詩式情感小說，從日本戰敗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作品選擇了多個歷史節點，時間跨度之大加上動盪冗雜的社會歷程催生了許多“新詞兒”。譯者在此透過發揮能動性創設情景，關照讀者的知識儲備與文化缺失，在反映女性意識的對話中反覆推敲用詞，在還原時代風貌並再創作的基礎上對許多詞條進行了異化與釋譯。如，
例（1）還有呢？ 眼眉特黑臉特白，說話鞠躬，說完了又鞠躬。還有，一看就跟一般中國女同志不一樣。
Anything else？ The whites of her eyes are unusually white，and the pupils unusually black，she bows when she talks，and when she’s finished speaking she bows again． Also，when you see her she’s not quite like atypical Chinese female comrade． Well，Socialists often call each other ‘comrade’，especially in greetings．
這段對話發生在小環與張儉向派出所求助，希望民警同志能幫忙找到被張儉“有意”弄丟的多鶴。“同志”一詞來源於蘇聯，意思是擁有共同志向的人，建國初期被廣泛用於陌生人打招呼的稱呼，類似“師傅”，也是時代催生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的代名詞。
無獨有偶，在一處糧食買賣的場景中，譯者將“農民”“工人”，分別譯為“peasants，their younger brother”以及“the workers，their elder brothers”，即“農民老弟”與“工人老大哥”（嚴歌苓，2008：32），說明當時各階層人民一心團結之緊密可以稱兄道弟。對漢語負載詞細節的把握，使讀者在品讀作品時，不因知識斷層而感覺不知所云，譯者透過增補策略改寫作品，實現了譯作在跨語境傳播中有效性的提升。
例（2）多鶴又把那幾個日本字說了一遍，然後眼睛很亮地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二孩把毛筆遞給她，又遞給她一張紙。她偏著腦袋，抿著嘴，在紙寫下“春美”。
Duohe repeated those Japanese sounds over again，then looked from that person to this and back again，her eyes very bright． Erhai passed the pen over to her，and a piece of paper． She put her head on one side，pursed her lips，and wrote down on the paper‘Chun-mei’，a name that shared its second character with Kumi，the little girl whose life Duohe had saved．
寡言少語的多鶴想給丫頭找一個合自己心意且飽含民族寄託的名字—春美。譯者此處對名字的引申意味進行解讀，一來是強調主人公身世飄搖，迴歸東瀛遙遙無期，她只能選個日本名字給女兒依託思念，此外，Tyldesley補充了“春美”的特殊寓意，將其中的雙關語義娓娓道來。羅馬音‘Kumi’譯為“久美”，而“久美”是多鶴早年逃難時解救的少女之名。多鶴給丫頭取名為“春美”的做法，不但為小說結尾時多鶴與久美的重逢埋下伏筆，也反襯出多鶴看似逆來順受的性格中頗有幾分堅韌和固執。譯者調動自身知識儲備為讀者傳遞了出乎意料的驚喜，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
2．輔助資訊理解
整部作品的寫作背景是東北黑龍江地區，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書中有大量土話習語以及女主混雜著關東方言的日本語，譯者能動地改寫部分資訊，為英語讀者還原了多鶴與張家三代人的悲歡糾葛。另外，小說中的女性群像多靠對話塑造，譯者以自身知性且敏感的特質，將主人公們的潛臺詞解讀到位，補充必要背景資訊與文化缺失，使一個個鮮活又婀娜的女性風貌躍然紙上，代入感極強。
例（3）她如此瘋狂地奔跑，也去不掉兩胯的那點忸怩。多鶴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險穿過蘇聯人出沒的鐵道。
Even as she fled she was horribly conscious of their modesty of taking such big strides，showing her legs． Tatsuru would have to run five kilometers，and risk crossing the railway bridge with Soviets coming and going across it．
此處旁白反襯出多鶴的震驚與焦急，目睹了代浪村五百口人慘死神社後她驚恐不已，焦急則是因兩腿“在同時間賽跑”。Tyldesley此處對多鶴的心理進行側寫，穿木屐走碎步的少女不顧形象甩開大腿奮力奔跑，也難掩心中的恐懼。日本女子多溫婉禮貌且端莊走著小碎步，此處用“horribly”和“immodesty”兩詞呈現出與傳統形象格格不入的畫面感，烘托了主人公內心的緊張、墾荒團在劫難逃的宿命與戰爭對平民百姓的恐怖意味。
例（4） 門一響，二孩張鋼進來了。
The door banged open，and Erhai，who was now known by his proper name，Zhang Gang，came in． He was named for steel，as his brother was for iron．
大鍊鋼鐵的“躍進”時代，多鶴的雙胞胎分別叫張鐵和張鋼，譯者在此處增補了兄弟名字的由來。正如每個世代都會催生出許多代名詞一樣，“鋼鐵”二字成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大多數男性名字的“標配”。“鋼鐵”不僅體現了小家庭對二人蓬勃生長、擁有鋼鐵意志的希冀，也反映出轟轟烈烈的時代召喚對尋常百姓們的深刻影響。
（二）前言與腳註
1．前言
本書前言部分對小說的時代背景及作者嚴歌苓進行了介紹。Tyldesley女士在編寫譯著前必定閱讀了大量史實文獻、平行文字及嚴歌苓女士本人的作品。Tyldesley開篇談到原著作者是位華裔高產女作家，擅長以女性口吻或者以女性主人公為創作角色，筆下的女性形象或以移民身份渴望融入異國文化，或保持矇昧天真的個性，企望在男權主導的社會中尋求自尊。而對小說時代格局的引入，交待出“戰敗在即，日本墾荒團艱難撤退而又被圍困在東北村落”的大背景，使讀者能毫無違和之感並快速進入書中創設出的情景。
2．腳註
腳註在譯作中的使用不算頻繁，但每次腳註的使用都對小說劇情的發展起到不小的助推作用。譯者在資訊預設的情況下，為了不破壞原有語言審美和行文風格，以腳註方式闡明字裡行間因文化差異導致的資訊不對等情況，這種策略賦予譯者更多創作空間，彰顯了女性主義翻譯中譯者與作者“平起平坐”的新思維。
例（5） 她知道二孩特廢物，心太軟，為“父母、哥、弟、妹亡”那幾個字心裡正不得勁。叫竹內多鶴的小日本婆是個孤兒，才十六歲。
She knew how soft-hearted he was，and how troubled he would be at the words‘Parents，elder brother，younger brother，and younger sister，all dead ’． The little Jap woman called Zhunei Duohe was an orphan，and only sixteen years old，no more than a girl．
Translator’s note：Speaker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annot understand each other when they talk，but their writing systems share a lot of the same characters，which often have similar meanings in both languages．The name竹內多鶴can be understood in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writing systems，but the pronunci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So where a Japanese person sees the name Takeuchi Tatsuru，a Chinese would read it as Zhunei Duohe．
譯者此處的註解意在讓讀者有連貫的情節銜接，在墾荒團生活的歲月中，她識得零星幾個漢字。正是透過漢字的書寫溝通，張家瞭解到多鶴的身世，此時，一家老小都唏噓不已，本打算讓多鶴給張家生個孩子就將她再次賣走的打算也就此終止了。腳註中指出日語由漢語演化而來，現今讓保留大量繁體字且意思相仿，儘管“多鶴”二字在漢、日語中都是名字，有些漢字日本人也可以看懂，但兩種語言的發音和寫法卻又迥異。譯者可以把多鶴在中國時名字譯成拼音，讓寄居者隱匿在異鄉的文化中，而將少女時期和晚年重回日本時的名字譯成假名，透過名字的變化來體現她的身世浮沉與跌宕命運。
例（6） 小彭在技校時讀過幾本小說，他對多鶴絕不像少劍波對小白鴿，也不像江華對林道靜，多鶴對於他，是個具有巨大的神秘吸引力的怪物。
At the technical school，Xiao Peng had read several novels． He was certainly not like Shao Jianbo to-wards Xiao Bai Ge． Nor was he like Jiang Hua with Lin Daojing． To him，Duohe was a strange creature with vast，mysterious powers of attraction．Translator’s note：A reference to the novel Tracksin the Snowy Forest，published in the 1950s． This novel describes the Communists’fight to stamp out bandits and includes a lovely young female orderly called Xiao Bai Ge．Translator’s note：A reference to the novel The Song of Youth，the tale of a young woman，Lin Daojing，who is trying to find a path in life，and finally turns to the Ｒevolution． Jiang Hua is a revolutionary comrade who becomes more than a friend to her．
此處是小彭對多鶴暗生情愫後的內心獨白，儘管多鶴讓他著迷，但這種情感既不是少劍波與小白鴿在剿匪年代衍生的革命伉儷之情，也不是江華與林道靜攜手成為無產階級鬥士的戰友之情。為保持情節的連貫與讀者的興致，譯者在腳註中添加了人物的關係由來，避免讀者因社會制度與文化鋪墊缺失而產生困惑。此處同樣暗示了多鶴對小彭情感的流露並無迴應，這份無疾而終的單相思也為日後他懷恨在心，並在文革期間蓄意檢舉張儉的“罪行”埋下了禍根。
3．劫持與創造性叛逆
“劫持”或“改寫”作為筆譯活動秉持女性視角譯者最常用的手段，即重視保留原作者的寫作基調與行文風格，調動譯者創造性對譯本進行叛逆式改寫。筆者通篇研讀Tyldesley英譯本中對“劫持”策略的使用，分析其主要目的包含： 渲染女性形象個性、改寫包含性別歧視的內容。
（1）渲染女性性格與形象
例（7） 二孩心裡直為小環的深明大義而舒展，她把這麼大一樁事演成了平常的夫妻慪氣
Xiaohuan was treating the matter with good sense and clear understanding，behaving as if this serious grievance were a common-or-garden spat with her husband．
小環因張家買來多鶴“續香火”而勃然大怒，張儉接小環回家時卻發現她並沒有把爭吵的實情向父母坦白。譯者在此將改寫“一樁大事”為“serious grievance”即嚴重的不滿，試想任何家庭中出現兩個女主人，都是畸形荒唐且難以接受的。心生怨念的小環卻也識大體，她給張儉留足了面子不至於兩家就此鬧掰，譯者將個人解讀揉合在譯本之中，“good sense and clear understanding”體現了小環的堅忍與寬厚，潑辣與體貼，也是她八面玲瓏的處事方式使一家人得以在張儉入獄後熬過艱難的歲月。
例（8） 誰會抵抗呢？ 多鶴的強制是她不做聲地邁著小碎步端來一盆熱水，擱在你腳邊，再擱一塊肥皂。
Who would？Duo he’s compulsion was of the silent kind，she would come tripping over with a basin of hot water，put it next to your feet，and then set down a cake of soap．
多鶴被刻意“弄丟”後，張家恍悟到這個弱女子已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整個家族。行動是多鶴無聲的語言，她的執拗使所有人難以拒絕，因此譯者創造性地將“多鶴的強制”擴充新增“silent kind”，側面反映了“寄居者”多鶴對張家細緻入微的體貼，身處他鄉的她仍時常以無聲的方式表達愛意，突顯其溫婉內斂之女性風情。
（2）改寫包含女性歧視的內容
例（9）“誰說要休呢？ 我們是那種缺德的人嗎？”母親說，“我是說朱家四個閨女，數小環嫁得好，是他們怕咱們。”
‘Who said we’re going to put her aside？Are we that sort of wicked people？I was just saying that Xiaohuan made the best marriage out of all the four Zhu girls，it is them who are scared of us． ’
書中由於小環不能生育，因此張家買回多鶴“續香火”，小環怒氣難遏跑回孃家，作為一家之長的老張對妻兒道出以上話語。整個時代背景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權益，偏遠地區“無後為大”的教條觀念成為封建社會中休妻納妾的“理由”，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女性只能被動接受。此處譯者以“叛逆改寫”處理方式將“休”這種特殊負載詞解釋為“put aside”，扭轉了作品中封建時代對女性在字裡行間中體現的不屑與貶低，將主觀意識凌駕於原文忠實層面之上，使英譯本讀者在不著偏見欣賞作品的前提下重拾女性話語權。
四、結語
總體而言，女性主義翻譯觀與傳統譯學理論相比給予譯者更多的創作空間，賦予譯者比肩原作者的地位進行“二次創作”，扭轉以往譯者屈於“從屬”“被動”的隱沒地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曾在本世紀激起譯界的一絲水花，但遺憾的是，它並沒有成為翻譯領域指導實踐的主流理論。值得關注的是，女性主義翻譯觀在認識論上釐正了傳統譯學理論中強調原著為上，譯文次之的侷限思維，肯定了譯者性別立場差異所導致的對原文的不同解讀。英譯本Little Aunt Crane中譯者較為完美地詮釋了女性主義策略，以細密的洞察力刻畫了一個個鮮活靈動的女性形象。隨著翻譯思想的多元化碰撞，女性翻譯主張也在修正中走向完善。例如，當代的創造性叛逆不是一味盲目的“劫持”而是建設性地搭建譯出語讀者欣然接受的言語邏輯，在重視互動主體性的立場上不隨意拋棄讀者利益，對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進行恰如其分的把握。女性主義思想的筆譯風格的嘗試，需要因地制宜地選擇翻譯策略，調動譯者主體思維創造性地在作品突顯女性意志。目前國內針對女性主義翻譯在文字層面的研究多以漢語為譯出語，反之則鮮有探索。如何讓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國內真正生根發芽，在把握宏觀社會語境前提下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體系，在微觀文字上植入中國風格進而體現文化張力，亦是筆譯實踐者們亟待思索的問題。
［基金專案］本文系2017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專案“女性主義翻譯視角下譯者性別差異對翻譯的影響研究”（編號：17YYB104）、2017年度黑龍江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一般專案“運用手機APP詞彙軟體最佳化大學詞彙學習的實證研究”（編號：SJGY20170575）部分成果。
參考文獻及註釋省略，原文見《上海翻譯》2019年第4期，侵刪
上海翻譯》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