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張 ‖ 振興儒學——廣川董仲舒世家

董仲舒，廣川人（今河北棗強縣境內），自幼聰敏好學，尤其喜歡研讀《春秋）之學。在西漢初，孔子所創儒學“五經”中，惟《春秋》學的傳人最少，幾成絕學。董仲舒精研細思，很早就成為《春秋）之學的專家，在景帝時被聘為《春秋》博士，負責向太學生們講解《春秋》。當時的教學方法是：“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漢書》卷五十六）即老師教—批學生，這—批學生再去教另一批學生。許多學生都見不到董仲舒的面，原來他在任博土期間，從來沒有離開過學館，“三年不觀於舍園”（同上），故而不得一見。教學相長，在這幾年中，董仲舒的學問又有大的進步。

董仲舒學習和研究儒學，不僅僅停留在講解傳授上，而是堅持身體力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同上），將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做的思想，貫徹執行得很好，贏得了太學諸生的尊重，皆以師禮待之。武帝繼位後，大力延攬人才，“舉賢良文學土前後百數”（《雙書》卷五十六）。於是，董仲舒向漢武帝上了一篇關於重視《春秋》大義的對策，其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治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同上）在希望朝廷重視儒學的同時，摒棄那些“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這就是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漢武帝當時正在大力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董仲舒的意見正合他意，遂“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卷六），從此奠定了儒家學術在封建社會的統治地位。

漢武帝在接到董仲舒的對策後，曾兩次下詔諮詢，董仲舒都能給予圓滿答覆。武帝很賞識他的才華，不僅採納了他的意見，還封他為江都相，作易王的輔臣，易王是漢武帝的哥哥，一向驕橫，為人好勇鬥狠，是出了名的“雄王”；董仲舒到任後，以儒家的禮教來教導他，使易王逐漸改變了粗魯野蠻的品行，同時也贏得了易王的尊重。當然董仲舒的用意主要還是在於讓易王以仁義自勵，以禮法自律，不要有僭妄之圖，以配合漢武帝的“削藩”政策。有一次，易王和董仲舒閒談，說：“勾踐與大夫洩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越）亦有三仁。”董仲舒馬上就反駁了易王認為“粵有三仁”的說法，指出：“粵本無一仁者。夫仁人者，正其謀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以此勸導好勇的易王放棄奸狡勇武。易王接受了這個說法。

董仲舒在郡國裡為相，還喜歡用《春秋》中的記載，尤其是那些“災異之變”所表示的吉凶休祉來治國。譬如大旱，就認為是“天屯其膏”，是有小人作亂，要求肅清奸佞，即所謂“閉諸陰，縱諸陽“。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也偶爾有湊巧的時候，被視為靈驗。董仲舒很相信這套“災異”學說，而且還要把這種學說推廣到天下。恰巧碰上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二處皇家陵園著火，董仲舒就照搬《春秋》之變，附會解釋這種災異所預示的吉凶。奏章尚未寫成，當時的大臣主父偃來拜訪董仲舒，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嫉妒，就把這篇奏章從董仲舒家偷走，獻給漢武帝以邀寵。議武帝就把這篇文章拿給到奏章裡而有諷勸朝政的話，以為不合禮法，而且也不知道是老師所寫，就上書武帝，稱其文非常愚不可及；武帝覽奏後大怒，窮究其事，把董仲舒牽扯出來，最後依律定為死罪。不過武帝念他有才，為國建下奇功，下詔赦免了他。董仲舒經此大創，心膽皆寒，“終生不敢復言災異”（《漢書》卷五十六）。其所著《災異之記》也付之一炬。

董仲舒為人剛正耿直，與同學《春秋》的公孫弘關係不和。公孫弘當上丞相後，董仲舒認為此人靠阿諛奉承起家，很是瞧不起他。公孫弘懷恨在心，伺機報復。膠西王劉端是武帝的哥哥，此人與易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殘暴乖戾，朝廷派去的輔臣，屢屢被其陷害，公孫弘挾私報復，就上奏武帝讓董仲舒去作膠西相，還說這個位置除了董仲舒外誰也不能勝任。武帝即令董仲舒為膠西相。

董仲舒到任後，沒想到膠西王劉端雖然驕恣不法；但是對董仲舒卻尊敬無比，優禮有加。不但客氣，而且言聽計從。董仲舒也以身作則，“正身以率下，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同上），膠西王的形象大有改善。不久，董仲舒年老多病、辭職回鄉，專門“修學著書”。後來死在家中。

董仲舒是漢代儒學振興的重要人物。漢代推祟孔氏，抑黜百家，立官學，舉茂才孝廉，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董仲舒發起制訂的。在秦滅儒焚書之後，《六經》離析之時，董仲舒發憤苦讀，用心推廣儒學，最終使儒家立於百家之首，其功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