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 臨滄稱為“百淮”（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先民）的族群已向商王獻珠寶、短狗等特產。武王十三年春，睽參與伐封，會於孟津。 秦、西漢，今臨滄地區地屬哀牢國地，出現永康巖畫。 《山海經》首次記述耿馬縣孟定為“壽麻”地。［1］ 西漢 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10），滇置益州郡，轄二十四縣，雲縣屬益州郡轄。 由於築通“五尺道”，雲南開始了和內地的聯絡。鐵器和其他物資從四川進入雲南，促進了雲南邊疆社會經濟的發展。 西漢時期，益州郡的設定，使滇東北和滇池地區的人們在農業方面學會牛耕、灌溉；在工業方面學會銅、錫、銀的開發和加工等先進的生產技術。雖然僅是運用手工方式進行生產，但卻開闊了邊疆人民的視野，提高了產品的產量，使滇中、滇西、滇東北的一些壩區逐步向奴隸制生產方式過渡。三國時，諸葛亮平定南中後，便在雲南勸課農桑，大興屯田，發展生產，使今曲靖地區成為當時雲南的經濟文化發展中心。［1］ 東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藐請求歸附漢王朝。漢王朝以哀牢王轄地設哀牢（今騰衝、龍陵和德宏州、臨滄地區）、博南（今永平）二縣，割益州西部六縣為瀾滄郡，後改為永昌郡，治不韋（保山）。
建興三年（225），鎮康縣在永壽境，屬永昌郡轄。出現鍬形鑄犁及牛耕。 同年，諸葛亮“五月渡滬深入不毛”南征，“師至白崖”，追擊孟獲。“獲因南走慶甸（今鳳慶縣）’。 三國 蜀漢時，永昌郡增設雍鄉、永壽縣，此兩縣域均在今臨滄地區境。［1］ 兩晉 西晉元康九年（299），永昌郡治南移永壽（今耿馬）縣，歷時43年［東晉鹹康八年（公元342）止］。 從西晉一直到唐朝中期，雲南始終處於社會動盪、連年爭戰中。到了南詔、大理國時期，才逐漸穩定下來。當時南詔是一個奴隸制政權，作為雲南的統治政權，南詔把種族奴隸制——“佃人制”推行到各地。如征服“西爨”後，即把滇池地區的居民移遷到保山、大理一帶，降為生產奴隸（佃人）。奴隸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四川擄掠來的工匠，他們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對雲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使用奴隸成為南詔統治的基礎。南詔末期，洱海地區已基本完成了奴隸制向封建領主制的轉化。［1］ 唐朝時期 大理國實行封建分封制，農奴主利用分封和佔有的土地建立莊園，強迫農奴無償地在莊園耕作，並負擔沉重的勞役、兵役和苛捐雜稅。不過，由於當時農奴還有人身自由和屬於自己的少量土地，所以生產積極性比較高。大理國曆時300多年，政治穩定，與中原地區的交流不斷增強，社會經濟也得到了較大發展。 高宗麟德元年（664），唐王朝設劍南道姚州都督府（今姚安縣境），雲縣、鳳慶屬其轄地。［1］ 五代十國 南詔時期，以十敗為一區域，加七節度、二都督共十個區域，鳳慶地屬永昌節度管轄的唐封川一帶。南詔時期（748到895），在永康設拓南城，歸永昌節度。 大理國前期，鳳慶地仍屬永昌節度，為蒲蠻孟柞地。
大理國後期，鳳慶稱慶甸，隸屬永昌府，將南詔時期的拓南城改為鎮康城。紹聖三年（1096），鎮康分屬金齒鎮的鎮康城和永昌府的慶甸。［1］ 元代初 洱海一帶基本保持著封建農奴制，而滇池地區封建地主經濟則得到較快發展，到了元朝末期，封建地主經濟已佔主要地位。元王朝在雲南省修建松花壩及六河堤，第一次對滇池進行綜合治理。此外，大規模地組織軍隊和百姓在今昆明、曲靖、楚雄、紅河、大理、保山6個地方實行屯田，由此出現了自耕農的私有土地和個體農民所有制。這些個體農民擺脫了封建農奴制的人身依附關係，除直接向政府交納賦稅處，還可享有土地上的其他收入。元朝以後，雲南社會經濟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實行了“兵自為食”的衛所屯田制度。元朝 憲宗四年（1254），元兵克昆明，遂定雲南諸郡，蠻部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歸大理金齒都元帥統轄。 至元八年（1271），分金齒白夷為東西兩路安撫使，鎮康置東路安撫使。至元十二年（1275），賽典赤改東路安撫司為鎮康路安撫使。 至元十五年（1278），鎮康路安撫司改為宣撫司，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 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將罕的斤破金齒。二十四年（1287），金齒孟定甸官俺嫂、孟纏甸阿受、夫魯寨木 拜率民25000人降。至元二十六年（1289），立孟定路。至元三十一年（1294），置孟定路軍民總管府，以金齒歸附官阿魯為孟定路總管，佩虎符。 至元二十三年（1286），撤鎮康安撫司併入大理等處宣撫司。 大德、至大年間（12981311），梁王派蘇慶任鎮康軍民總管府同知。
泰定二年（1325），順寧（鳳慶）部落首領孟氏，請求內附。木邦兵侵入鎮康縣境，土司泥囊率眾抵抗七月，土官泥囊叛變，奉詔後出降。 泰定三年（1326）三月，孟定路東南置謀粘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廢。 泰定四年（1327）十一月，置順寧土府，以孟氏為土知府，左氏為土同知，屬大理路，並賜姓氏。文宗天曆元年（1328），設順寧府寶通州、慶甸縣及大侯長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