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吸取秦朝教訓，漢朝發明出綜合治理模式
上一篇文章《郡縣制，在古代抹殺活力，在現代，卻是經濟發展的制度保障》提到周秦之變後，西周大一統變成了秦朝大一統，中央對地方的管理方式從封建制變成了郡縣制。
都說郡縣制是進步的制度，但秦朝卻二世而亡，封建制的西周再差，好歹也安穩了差不多三百年。
這就讓漢朝的統治者開始思考，秦朝在治理國家的模式上，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一般認為，漢朝從秦朝覆滅所吸取的教訓是法家過於嚴苛。
所以漢朝用了儒家來治理國家。
當然，實際上，
漢朝用的是綜合治理模式，儒、法、道三家綜合運用。
儒家提供合法性，在漢朝初期，道家的無為而治是治理術，到了漢武帝，想有作為的帝王，治理術則是法家。
三家混雜，交替使用，靈活地應對社會變化。
雖然漢朝統治者很聰明，擁有了綜合的治理模式，但也還是難以長久，走不出治亂迴圈的怪圈。
中國古代三千年的政權更替怪圈的解在哪裡呢？
02
從單一到綜合的治理模式
西周天子用封建的宗法關係管理諸侯，後來儒家提倡的就是這種模式。
諸侯呢，也用同樣的方式管理下面的卿大夫。
到了春秋戰國，各國爭霸，最後秦始皇靠法家思想統一了中國。
在西漢之前，統治者的治理模式相對比較單一，要麼用周禮，要麼用法家，後來都遇到了麻煩。
於是，
到了漢初，統治者總結過去的治理經驗，發現只用一家思想，沒辦法處理政治中各種複雜的問題。
他們開始嘗試交替採納儒家、法家，以及道家的黃老之學，發展出了一套綜合運用各家的治理模式。
所謂的黃老之學，黃是指黃帝，老是指老子，可以概括為兩句話：對內清靜無為，對外韜光養晦。
儒家提供合法性，以道德治理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而法家與道家，則提供治理術。
行霸道的法家，是物治主義，以功名利祿逼迫臣民就範。
而道家是無治主義，統治者無為而治，讓社會形成自發的良序。
西漢初年的治理思路體現的就是從老子學說發展而來的道家黃老之學。
到了漢武帝，治理思路就轉到法家上了。
那麼，什麼時候用法家？什麼時候用黃老呢？
從歷史上來看，有這麼一個“規律”性現象：
在撥亂反正的王朝初年，多偏向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
，
而進入國力雄厚的王朝盛世，就轉向積極有為的法家了。
就以漢初為例吧。
秦始皇亂折騰，民不聊生，於是漢初的統治者採取的就是黃老之學。
到了漢武帝時代，國家富強了，有底氣大作為了，漢武帝就改用儒法並重。
他尊崇董仲舒，是因為他需要董仲舒的儒學作為帝國擴張的意識形態。
但是論實際的治國能力，還得靠更偏向法家的公孫弘、桑弘羊之流。
這兩種治理術，法家的法術勢和道家的黃老之學，表面看起來好像一個剛性柔性，一個過於作為，一個消極無為。
實際上呢，漢武帝以後，凡是聰明的帝王，都擅長玩這兩手，剛柔並濟，軟硬兼施。
只有悟透了這個儒道法兼用，你才會明白，什麼叫中國的政治。
03
傳統政治的短板：有治道，無政道
現在問題來了，既然中國的統治者有這麼豐富、成熟的治理術，為什麼中國的歷史由亂而治，又由治而亂，始終處於週而復始的治亂迴圈呢？
最根本的原因，
古代政治雖然有成熟的治理模式，但是缺少讓權力運作制度化的架構。
當代新儒家的大學者牟宗三先生提出過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他說：
中國傳統政治只有治道，沒有政道！
什麼是治道？
就是具體的治理模式。
那政道呢？
就是國家政治制度的架構。
比如西方的政治裡面有憲制傳統，就像已經有八百年曆史的英國的大憲章，它是英國貴族與國王簽訂的制度性檔案，到今天依然是英國不成文憲法的部分。
按照牟宗三的說法，它就是政道。
古代中國缺乏這樣的政治傳統。
儒家的王道政治是烏托邦理想，但是它無法產生一套相應的制度架構。
一講到怎麼治國，就只有具體的治理術，也就是治道。
為什麼政道這麼重要？
因為它可以對權力有剛性的制度約束。
解決政治的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權力的平衡制約；第二是權力的有序更替。
中國古代政治因為缺乏政道，所以這兩個問題就成了老大難，解決不了，這才產生了週期性的治亂迴圈。
04
中國古代政治，只有好人事，沒有好制度
先來看權力的平衡問題。
這裡說的權力平衡，在中國古代，主要是儒家士大夫的權力怎麼和君權平衡，更確切地說，是如何限制高高在上、無所不在的皇權？
皇權和儒家士大夫的權力，是中國古代政治裡的雙重權威，但是，這兩種權力不是對等的。
皇權是硬權力，士大夫的權力是軟權力。
士大夫的權力能不能發揮作用，最終還是要看皇帝的臉色。
中國古代計程車大夫不是古希臘的公民，他們不是以政治主體的身份參與政治，只是一個受託的治理者。
中國政治的清明，最終總是要落實到聖君賢相。
但是，聖君找賢相容易，賢相要找聖君卻很難。
君是主動方，相是被動方。
聖君，可以找到賢相當政；而賢相呢，可沒有能力讓君王變得開明啊。
再來看第二條，權力更替。
每個朝代都有王位爭奪，皇子之間，太后妃子，外戚宦官，彼此鉤心鬥角、結黨營私，一場場血腥的宮廷劇，不要太多。
弟弟殺兄長、皇帝殺親兒子，母后被斬首，到處都是殺殺殺。
王位轉移經常會伴隨著一場嚴重的權力惡鬥，常常幾顆腦袋落地，甚至整個家族滿門抄斬。
牟宗三先生很感慨地說：自堯舜之後，古代中國的政治在最高權力的更替上總是發生週期性的動盪。
王朝政治的權力更替，只有三個途徑：世襲、禪讓和革命。
因為缺乏制度化的剛性約束，其中任何一個都充滿著不確定性，瀰漫著陰謀、暴力和血腥。
這話講得非常深刻。
天命無常，制度無序，三千年的中國歷史陷入一治一亂、治亂交替的無盡迴圈之中。
漢代帝王吸取了前面幾朝的經驗教訓，開創了一套綜合治理模式。
古代中國治理術很老到，卻缺乏一套權力制衡和權力更替的剛性制度，只有治道，卻沒有政道，所以一直沒有走出治亂迴圈的怪圈。
連對中國歷史懷有溫情和敬意的錢穆先生，也看到了中國政治的短板。
他感嘆說：
中國古代政治，只是人事好，可惜沒有立下好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