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范進一出場便向周學道坦言：童生20歲應考，如今考過20餘次；童生冊上寫的是30歲，實年54歲。54歲減到30歲，連一個忠厚人都敢這麼做，可見虛報年齡在古代有多常見。
那麼，為什麼古代的官員喜歡在年齡上造假呢？
這種現象在漢朝之前不存在，典型的例子是甘羅十二歲官拜上卿，當時對官員的年齡幾乎沒有什麼限制。
漢朝實行察舉制，這是一種舉賢任能的推舉制度，這個制度有利於破格選拔人才，但弊端也很大，它讓官員們有機可乘，互相推舉親信，結黨營私，對皇權不利。
漢武帝時期，官官相護，包庇之風盛行，當官的全是官員子弟，官員隊伍趨於年輕化。漢順帝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規定：年齡不到四十，不得察舉。之所以以四十為標準，是因為孔子曾說，四十不惑。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強仕”思想落實為法定製度。
這可難不倒那些想當官又不到年齡的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對年齡有限制，那我修改年齡不就行了。這便是虛報年齡的開端。
到了唐朝，政府為早期教育設定了童子科，類似於今天的“奧數”。其實漢魏時期就有了這個傳統，當時的規定是12歲以下、至少能背誦一部儒家經典的早慧兒童，可以向中央推薦。面試合格的，就等於提前進入了仕途。這助長了年齡造假之風，《三國志》記載，司馬朗12歲時參加童子科考試，監視官看他長得身體粗壯，懷疑他年齡造假，於是嚴加追問，司馬朗氣憤地說，我身子長得壯是天生的，我雖幼稚，但不羨慕做官的人，折損年齡以求早成，我不是那種人！
司馬朗雖然沒造假，但造假的大有人在，考場上經常有大齡男子冒充孩童參加考試，即使被發現了，賄賂一下監視官也就通過了。
唐朝的童子科制度比漢魏時期的嚴格了許多，把年齡下調至十歲，又增加了許多規定。這個制度的受益者很多，比如裴耀卿，他八歲時，試《毛詩》、《論語》、《尚書》及第；還有王丘，別人誦經，唯獨他要求做文，於是聲名大振。
唐德宗時，童子科制度被廢止。之後停復無定，頗受爭議。
除了有利於入仕，虛報年齡還有其他目的。比如，考中科舉後，免不了會有人前來說親選婿，選婿當然是越年輕越好啦，為了傍上大款富婆，這些人把自己的年齡說得越小越好。如此一來，便發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科舉前，人們想盡辦法把年齡變大；科舉後，又偷偷將年齡減去很多。
如此，便形成了“西方以詢問女士芳齡為失禮，中國官場則以打探官員的真實年齡為禁忌”的現象。
之所以年齡造假如此猖狂，說到底，是因為造假的成本太低，大多數情況下根本發現不了，即使發現了，還可以靠賄賂，即使賄賂失敗，處罰也不重。難怪清代王士禎感嘆：“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