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恩：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農牧融合現象的考古學觀察

春秋晚期至戰國時代，內蒙古中南部的文化格局及人類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牧業經濟得以發生與繁榮，農業經濟再度持續發展，經營牧業經濟的北方人群與操持農業經濟的中原人群在本地區不期而遇，形成了交錯共存的融合局面。邊界動態變遷、移民持續遷徙以及不同經濟模式的互補，使得牧業人群與農業人群在互動融合的過程中衍生出了諸多特殊的文化現象。不同形制和隨葬品的墓葬共處於同一墓地便是這種特殊文化現象的典型例項，已有學者對這一現象進行深入研究，獲得了豐碩成果①。本文則擬以人群社會屬性為第一劃分標準，即以同一墓地內不同的墓葬形制、隨葬品特徵為切入點，綜合考察本地區農牧人群的融合現象，藉以闡釋其融合方式及歷史背景。

　　 一、兩類墓葬的劃分與年代

目前內蒙古中南部發現具有北方文化內涵的東周時期考古學文化遺存可分為三種。第一種以涼城縣毛慶溝墓地②為代表，墓葬形制以東西向和南北向土坑豎穴墓為主，代表性器物為金屬虎紋牌飾和繩紋鼓腹陶器，分佈於岱海盆地及蠻汗山地區。第二種以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③為代表，墓葬形制以洞室墓為主，代表性器物為青銅環首短劍，基本不隨葬陶器，分佈於土默川平原及周邊地區。第三種以杭錦旗桃紅巴拉墓地④為代表，墓葬形制以南北向土坑豎穴墓為主、代表性器物為金屬車馬具和素面陶器，主要分佈於鄂爾多斯地區。以上三種考古學文化遺存中，涼城縣水泉⑤、毛慶溝、飲牛溝⑥等三處墓地普遍存在不同形制墓葬共存的現象，下面分別進行分析。

涼城縣水泉墓地共發現27座墓葬，依據墓葬形制及隨葬品的差異，可分為A、B兩類墓葬。A類墓葬以木質棺槨葬具、隨葬各種材質的帶鉤等中原系遺物為主要特徵；B類墓葬以殉牲，隨葬各種材質的雲紋牌飾、短劍、鶴嘴斧以及繩紋鼓腹罐等北方系遺物為主要特徵。

A類墓葬共19座，主要分佈於墓地的南部，包括M1～17、M20、M28。墓葬以東西向為主，南北向次之（僅7座）；頭向東、北者為眾，鮮見西向；使用木質棺槨作為葬具；人骨旁多放置羊肩胛骨、肢骨，具有殉牲性質；隨葬品種類單一，以銅、鐵帶鉤最為普遍，另見有少量骨簪等（圖一，1～10）。

B類墓葬共7座，分佈於墓地的北部，包括M19、M21～25、M29。墓葬均呈東西向，頭向東；殉牲多擺放於墓底東端或人骨上方填土之內，以牛、羊的頭骨為主，也有少量蹄骨；有使用木棺作為葬具的現象，但較少且不見木槨；隨葬品種類豐富，除雲紋牌飾、環、扣飾、鈴等銅器外，另見環首劍、環、鶴嘴斧、雲紋牌飾、大型腰帶飾等鐵器，以及繩紋鼓腹陶罐和蜻蜓眼琉璃珠組成的項鍊（圖一，11～24）。

圖一水泉墓地A、B類墓葬及隨葬品

1。M12平面圖 2。M16平面圖 3～5、7。銅帶鉤（M3∶1、M28∶1、M10∶1、M16∶1） 6。骨器（M14∶1） 8、9。鐵帶鉤（M11∶1、M1∶1） 10。骨簪（M28∶2） 11。M19平面圖 12。M21平面圖 13。繩紋陶罐（M19∶1） 14。雲紋銅牌飾（M19∶2） 15、21。鐵牌飾（M21∶7、M23∶13） 16。銅鈴（M21∶1） 17。蜻蜓眼（M21∶16） 18。雲紋鐵牌飾（M23∶14） 19。銅釦飾（M23∶2） 20。銅環（M21∶2） 22。鐵環（M24∶13） 23。鐵劍（M23∶8） 24。鐵鶴嘴斧（M23∶9）

M18既出土鐵帶鉤又出土雲紋鐵牌飾，暫不做分類。

毛慶溝墓地共發現墓葬79座，可分為北區和南區兩個塋區，其中南區共有墓葬65座，依據水泉墓地的分類標準，亦可將毛慶溝墓地南區墓葬分為A、B兩類。

A類墓葬19座，分佈於墓地的東南部，包括M1、M4、M13、M15、M19～21、M24、M25、M28、M32、M36、M39、M40、M49、M50、M53、M67、M81。墓向以南北向為主，東西向次之（僅7座）；使用木質棺槨作為葬具；隨葬品種類較為單一，以銅、鐵帶鉤為主，另外有少量銅印章、陶鬲、蜻蜓眼琉璃珠、石棒和骨簪等（圖二，1～15）。

B類墓葬共38座，分佈於墓地的西南部，包括M2、M3、M5～12、M14、M16～18、M22、M23、M27、M29～31、M33～35、M37、M38、M41、M47、M48、M57、M68、M69、M71～75、M77、M84。墓向均為東西向，頭向東；無葬具；多發現動物頭骨，應為殉牲，常見置於墓穴東段、死者頭部之上的填土內或墓底，多呈下頜朝上、吻部向前排狀分佈；隨葬品種類豐富，除短劍、矛、虎紋牌飾、帶扣、鳥紋牌飾、雲紋牌飾、環、扣飾等銅器外，另見環首劍、鶴嘴斧、雲紋牌飾、大型虎紋腰帶飾等鐵器，以及繩紋鼓腹罐、素面鼓腹罐等陶器（圖二，16～33）。

圖二毛慶溝墓地A、B類墓葬及隨葬品

1。M25平面圖 2。M81平面圖 3。蜻蜓眼琉璃珠（M39∶2） 4。銅環（M39∶4） 5。石棒形器（M21∶2） 6～10、12、13。銅帶鉤（M4∶1、M81∶1、M1∶1、M53∶1、M21∶1、M49∶2、M20∶1） 9。鐵帶鉤（M39∶7） 14。陶鬲（M39∶9） 15。銅印章（M67∶2） 16。M6平面圖 17。M75平面圖 18、19。繩紋鼓腹陶罐（M41∶1、M11∶1） 20。素面鼓腹陶罐（M9∶1） 21、25。鳥紋銅牌飾（M17∶3、M71∶7） 22。鐵鶴嘴斧（M38∶1） 23。銅鏃（M6∶5） 24。銅帶扣（M9∶10） 26、28、29。雲紋銅牌飾（M71∶4、M37∶2、M31∶1） 27。聯珠銅飾（M2∶8） 30。虎紋銅牌飾（M5∶6） 31～33。鐵劍（M6∶12、M29∶1、M38∶4）

M58既出土銅帶鉤又出土北方系青銅器，暫不做分類，M26、M52、M54、M76、M78～80等7座墓葬未見隨葬品亦暫不做分類。

飲牛溝墓地共發現墓葬38座，依據水泉墓地及毛慶溝墓地的分類標準，可以將飲牛溝墓地分為A、B兩類墓葬。

A類墓葬共計30座，包括82M2～4、82M6、82M7、82M12、82M14、82M15、97M1～12、97M14～23，幾乎佔據墓地的整個區域。墓向以南北向墓為主，東西向墓佔有一定比例；使用木質棺、槨作為葬具；人骨旁擺放豬肩胛骨、肢骨進行祭祀；隨葬品貧乏且種類單一，以銅、鐵材質的帶鉤為主，另見有少量的石環、瑪瑙環、鹿角簪、鐵斧等（圖三，1～12）。

B類墓葬共6座，包括82M1、82M5、82M10、82M11、82M13、97M13，主要集中分佈於墓地的中東部。墓向均為東西向，頭向東；不使用葬具；殉牲不發達，僅見狗頭骨、羊頭骨，殉牲的擺放位置與毛慶溝墓地相同；隨葬品種類較為豐富，除鏃、動物形牌飾、扣飾、環等銅器外，另見環首劍、鶴嘴斧、環首刀等鐵器，以及繩紋鼓腹陶罐、礪石、骨鏃、琉璃珠等（圖三，13～25）。

圖三飲牛溝墓地A、B類墓葬及隨葬品

1。97M21平面圖 2。82M8平面圖 3。97M8平面圖 4。鐵斧（97M8∶1） 5～8、10、12。銅帶鉤（97M2∶1、82M15∶1、97M23∶1、82M8∶1、97M15∶1、97M19∶2） 9。鐵帶鉤（97M17∶1） 11。瑪瑙環（97M4∶1） 13。82M5平面圖 14。97M13平面圖 15。鼓腹繩紋陶罐（82M5∶1） 16。鐵鶴嘴斧（82M1∶3） 17。鐵劍（82M1∶1） 18。鐵刀（82M1∶4） 19。鼓腹素面陶罐（82M1∶1） 20。銅釦飾（82M5∶2） 21。琉璃珠（97M13∶2） 22。礪石（82M1∶7） 23。銅鏃（82M1∶5） 24。銅獸頭牌飾（82M11∶1） 25。銅飾件（97M13∶1）

82M9、97M12兩座墓葬既隨葬鐵帶鉤又存在使用動物頭骨或肩胛骨等進行殉牲的現象，暫不做分類。

水泉墓地、毛慶溝墓地及飲牛溝墓地的A類墓葬隨葬品組合與侯馬喬家村墓地二期墓葬極為相似，普遍不見陶器僅見帶鉤、石圭等小件器物⑦。透過對典型帶鉤的比較研究（圖四），根據喬村墓地的分期結果，推定上述三個墓地A類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於戰國中期，少量墓葬的年代可晚至戰國晚期。根據水泉墓地及飲牛溝墓地的B類墓葬與A類墓葬頻繁共存於同一墓地的現象，推定B類墓葬的年代與A類墓葬大體相同。而根據水泉墓地及飲牛溝墓地的B類墓葬的共性特徵，可以推定毛慶溝墓地B類墓葬M18、M23、M27、M29～31、M33、M35、M37、M38等10座墓葬屬於戰國中期；其餘墓葬的隨葬品以青銅器為主，陶器具有早期特點，年代可早到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圖四內蒙古中南部A類墓葬與侯馬喬村墓地二期墓葬出土典型帶鉤的對比

　　 二、兩類墓葬的性質與農牧融合

上述三個墓地的A、B類墓葬分別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是中國北方長城地帶人群融合的縮影。

綜合涼城縣水泉、毛慶溝、飲牛溝墓地A類墓葬的總體情況，可歸納此類墓葬特徵如下。墓葬方向以南北向、頭向北為主，兼有東西向，個別墓穴寬且深，幾乎不見使用動物頭骨進行殉牲的現象，多使用棺、槨等木質葬具，人骨旁多以放置豬、羊肩胛骨的形式進行祭祀；隨葬品以不同質地的帶鉤最具代表性，另見少量陶器、鐵斧、骨簪、瑪瑙環、石印章等。

根據典型隨葬品帶鉤的比較分析，A類墓葬與侯馬喬村墓地二期的文化內涵最為相似，因此推測此類墓葬應屬於趙國北上遷移人群。A類墓葬共計68座，其中南北向墓葬38座、東西向墓葬30座，東西向墓葬佔墓葬總數約44％，這種比例與侯馬喬村墓地二期墓葬存在明顯差異，但與侯馬上馬⑧、曲村墓地⑨具有更多的共性，因此A類墓葬與侯馬喬村墓地相比保持著更多的晉文化傳統。水泉墓地以東西向墓葬為主，毛慶溝墓地以南北向墓葬為主，兩個墓地出土的帶鉤裝飾風格也存在著很多差異，前者的帶鉤以素面為主，後者裝飾圖案則較為豐富，這反映出即便A類墓葬均來自趙國，也可能出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家族乃至地域。A類墓葬流行並穴合葬墓，如毛慶溝墓地M15、M20及M24、M25，水泉墓地M7、M8及M9、M10和飲牛溝墓地97M3、97M4，這些現象表明在墓地的規劃方面，當時移居而來的中原居民仍然試圖構建具有自身傳統的家族塋地，延續中原地區的墓葬制度。但從其墓地規模狹小、墓葬排列不夠嚴謹的情況來看，使用的時間應較為短暫。A類墓葬未見青銅禮器、成組的仿銅陶器，推測其所代表的人群，應與侯馬喬村墓地二期墓葬所代表的人群一樣，均屬於當時趙國的平民階層，向北遷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戍守、屯田。

B類墓葬應屬北方牧業人群。根據涼城縣水泉、毛慶溝、飲牛溝墓地B類墓葬的總體特點，可歸納此類墓葬特徵如下。墓葬方向均為東西向，頭向東，流行使用牛、羊頭進行殉牲的習俗，開始使用木質葬具。隨葬品以鐵環首劍、鶴嘴斧、雲紋牌飾、大型腰帶牌飾，繩紋鼓腹陶罐，以及由料珠組成的項鍊為基本組合。最新考古發掘成果表明，其分佈範圍主要為內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地區，南界可達鄂爾多斯地區東北部⑩。

圖五水泉墓地A、B類墓葬分佈平面圖

B類墓葬在上述三處墓地均有分佈，整體佈局仍然保持著牧業社會傳統，每個墓地的規模都不大，多者有數十座墓葬，少者僅數座。墓地中均含有隨葬鐵短劍、鶴嘴斧的核心墓葬，如毛慶溝M23、M38，飲牛溝82M1，水泉M23等，反映出了當時牧業社會多以小型家族組成基本社會單元，每個社會單元內均含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從事亦牧亦戰的社會生活。

A、B兩類墓葬所屬人群能夠共同營建同一墓地，相鄰的地緣關係暗示他們之間應存在著較為特殊的親緣關係。在水泉墓地，A、B兩類墓葬的塋區各自南北分佈，相鄰但涇渭分明（圖五）。在毛慶溝墓地，A、B兩類墓地自南部東西分佈，各自擁有自己的塋區，兩個塋區相向擴張最終模糊了二者的界限（圖六）。而在飲牛溝墓地，A類墓葬佔絕大多數，B類墓葬雖然多分佈於墓地的中東部，但已失去獨立的塋區（圖七）。上述三處墓地中A、B兩類墓葬佈局的變化，一方面顯示出中原農業人群與牧業人群逐漸融合的漸進過程，另一方面也可能預示著農業人群與牧業人群逐漸融合存在著多種不同模式。

圖六毛慶溝墓地A、B類墓葬分佈平面圖

雖然A、B兩類墓葬的塋區邊界存在著不同的形態，但各自的埋葬習俗依然得到了相互的尊重，據此推測兩類經濟人群由於政治或經濟等方面的相互需要，可能已經結成了某種同盟關係。對個別文化現象進一步分析後，還會發現二者之間還可能存在著更為牢固的親緣關係。例如在毛慶溝墓地，出現少量A類墓葬埋入B類墓葬塋區的情況，如M36、M39、M67皆屬A類墓葬，而且墓主人均為女性，三座中原女性墓葬埋入B類墓葬塋區，或許可以看作是A、B兩類墓葬所代表的人群存在通婚的一種證據。

假設兩類墓葬所代表的不同人群確實存在相互之間的通婚關係，這不僅可以使二者間的同盟關係更為牢固，同時也可以使得二者間的不同文化因素快速傳播。例如毛慶溝M58及飲牛溝82M9、97M12既隨葬帶鉤又流行殉牲，就是文化因素雙向傳播的典型例證。羊肩胛骨所表現的祭祀行為，本來是牧業人群傳統的墓葬習俗，但在一些A類墓葬中已經開始出現，反映出進入內蒙古中南部的農業人群土著化的趨勢。以木質棺槨作為葬具在A類墓葬頗為流行，但在一些B類墓葬中也有所使用，說明以B類墓葬為代表的北方牧業人群開始發生中原化的轉變。透過A、B兩類墓葬為代表人群的相互通婚，文化因素的相互傳播，這一時期，人群的融合逐漸由葬俗趨同，經濟模式共生，轉化為文化趨同。

毛慶溝墓地是以B類墓葬為代表的北方牧業人群自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首先營建的墓地，以A類墓葬為代表的中原農業人群在戰國中期才在此開闢出自己的塋區，這是中原農業人群融入牧業社會的例項。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類似毛慶溝墓地這種農牧融合的現象較為普遍，例如涼城縣崞縣窯子墓地（11）M8、M19以及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12）M11均以豬、狗、牛為殉牲組合，與其他墓葬流行的以馬、牛、羊為殉牲的組合迥然有別，有鑑於豬可作為衡量農業存在與否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可判定殉牲豬的墓主人所操持的生計應與農業存在密切關係，其墓主人應來自中原農業人群。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果表明（13），涼城縣忻州窯子墓地存在著體質特徵不同的兩類人群，一類為“古中原型別”，可能屬於北上遷移的中原農業人群，另一類屬“古蒙古高原型別”，當為從蒙古高原南下的牧業人群。對體質特徵相異的兩類墓葬進行觀察，除少量墓葬保持有中原農業人群的某些墓葬習俗外，絕大多數墓葬無論隨葬品還是殉牲均表現為牧業人群的特徵。由此可見，至遲自春秋晚期開始，已經有類似崞縣窯子、忻州窯子墓地的中原農業人群完全融入了牧業社會。

圖七飲牛溝墓地A、B類墓葬分佈平面圖

　　 三、兩類墓葬出現的歷史背景

內蒙古中南部位於典型的農牧交錯地帶，農業人群與牧業人群融合的歷史事件不乏見之於歷史史籍。東周時期內蒙古中南部兩類墓葬的共存，則是運用考古學方法明確辨識出的農牧融合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蘊含著深厚的歷史背景。結合梳理農牧經濟形態變遷、人群遷徙程序以及與歷史史籍印證，可以對這一歷史背景進行全面分析。

縱觀內蒙古中南部經濟形態的發展軌跡，自新石器時代，諸考古學文化的經濟形態主要表現為狩獵採集與農業的互動共生；進入青銅時代，農業衰落、牧業生成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西周時期以降尤其是春秋晚期，本地區已經形成了以經營牧業為主的經濟格局。伴隨著狩獵採集、農業向牧業經濟的轉變，本地區的土著文化開始衰落，例如盛極一時的朱開溝文化（14）的蛇紋鬲以及西岔文化（15）特有的雙鋬鬲，至春秋晚期均已消失不見，土著文化的衰落為其他文化的進入提供了充足的空間。

自商周時期始，操持牧業經濟的人群已廣泛分佈於陰山以北廣闊的草原地帶，這一人群以陰山以北的蒙古高原為苑囿，逐水草而居，南北遷徙，形成了以巴彥淖爾西巴日太2號墓（16）為代表的亞腰形石板墓以及新巴爾虎右旗哈烏拉墓地（17）為代表的方形石板墓遺存。進入春秋時期，牧業人群開始跨越東西橫亙千里的陰山屏障，大規模遷入中國北方長城地帶。至遲在春秋晚期，不同支系的遊牧人群自西、北兩方向進入內蒙古中南部。進駐的牧業人群一方面採用排他式的殖民方式，開闢牧場，傳播牧業經濟模式，開啟了當地的牧業時代；另一方面又與其他文化借鑑融合，形成了以毛慶溝、桃紅巴拉（18）、新店子墓地（19）為代表的遺存，即可能與林胡、樓煩相關的遺存。為擴大自身實力，彌補脆弱的牧業經濟，牧業人群還採用掠奪、通婚等多種形式吸納中原農業居民融入牧業社會，崞縣窯子、忻州窯子墓地出現的頗具農業色彩的墓葬，便是在這種形勢下中原農業居民融入牧業社會的文化現象。融入牧業社會的中原農業人群除助力牧業經濟發展外，還繼續發揮自身的傳統優勢，在當地開展農業種植，從事製陶、紡織等手工業生產，在豐富當時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時，也促進了農牧文化的融合。需要強調的是，儘管中原農業人群在牧業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依然無法阻止當時即春秋至戰國初期內蒙古中南部走向全面牧業化的程序。

牧業人群南下遷徙，以“至如飆風、去如收電”的機動作戰方式，寇抄中原諸國邊境，推進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牧業化程序，激起了中原農業人群的激烈反應，秦、燕、趙等諸國紛紛“築長城以拒胡”。而內蒙古中南部則因依屏陰山、地處要衝，不可避免地成為南北兩大勢力爭奪的主要場所。

就中原諸國而言，內蒙古中南部位於晉國西北，開拓這一地區成為晉趙夢寐以求的北方經略方針。根據歷史記載，從“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20），“襄主並戎取代以攘諸胡”（21），到趙武靈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22），晉趙經略西北的戰略是先並戎翟，後攘諸胡，即首先兼併分佈於今天鄂爾多斯南部的白狄部落，再征服分佈於今天陰山、黃河之間的包括林胡、樓煩在內的諸胡部落。經晉文公至趙武靈王三百餘年的持續經營，以“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23）為標誌，鄂爾多斯東北部及陰山、黃河之間的山地草原地帶，已劃入趙國的版圖，完全達到了“開戎翟之鄉”的戰略目的。

趙國佔領內蒙古中南部，實際上開啟了新一輪的農業化程序。對於駐牧於此的遊牧人群採用了兩種策略，一種是施行強硬的軍事策略，眾多遊牧人群被驅離，其中以新店子墓地一類遺存為代表的人群至戰國中期幾近消亡，淪為此類策略的犧牲品；另外一種是採用懷柔策略，透過政治、聯姻等多種形式促成聯盟，獲取“戎翟之利”。根據《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武靈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24），“獻馬”即所謂“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25），實際上是朝貢貿易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惠文王二年（公元前297年），主父即趙武靈王“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26），“致其兵”即招收樓煩計程車兵。透過以上兩條文獻記載可以看出，趙國透過施行懷柔策略，能夠獲取貿易以及軍事兩方面的“戎翟之利”。內蒙古中南部以B類墓葬為代表的人群及以A類墓葬為代表的人群能夠共同駐牧農墾於長城以南，應該是受益於趙國懷柔策略影響而形成的人群格局。以A類墓葬為代表的人群實為趙國有組織移民的一部分，透過與牧業人群雜居錯處甚至相互通婚，主要為達到控制對方從而形成和平統治的目的。而以B類墓葬為代表的人群與中原農業人群聯盟，透過提供兵員、輸出遊牧業產品等服務，得以繼續保留駐牧地，從事傳統牧業生活。

牧業人群南下遷徙，中原農業人群北上移民，均以擴充套件生存空間，獲取生存資源為目的。兩類人群在內蒙古中南部各自推進牧業化或農業化程序，結果不僅沒有割裂農牧之間的聯絡，反而促進了農牧進一步融合。這種農牧融合的方式儘管是見於東周時期，但是對於探索中國古代農牧融合的歷史性程序及總體規律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鑑意義。

註釋：

①a。楊建華等：《毛慶溝墓地的兩種墓葬所反映的不同社會結構》，見《邊疆考古研究》第8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

b。黨鬱、孫金松：《涼城縣水泉墓地相關問題探討》，《草原文物》2012年第1期。

②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見《鄂爾多斯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9年第3期。

④田廣金：《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年第1期。

⑤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水泉墓地》，見《岱海地區東周墓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6年。

⑥a。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涼城縣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見《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

b。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飲牛溝墓地1997年發掘報告》，見《岱海考古》（二），科學出版社，2001年。

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喬村墓地（1959-1996）》，科學出版社，2004年。

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⑨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1980-1989）》，科學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