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學者根據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斷定他具有民主、民權思想。如有論者說：“孟子政治思想最大之特色，在其所倡民權思想。孟子極端主張重民輕君。……孟子此種‘民貴君輕’說有兩大要義：一是天子必得人民同意，證明人民有最高之權力；二是社稷皆可由人民加以變置，證明人民為一國之主，此為孟子民權思想最充分之表現。”（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一版，1998年影印版，第93-94頁）
同樣的觀點認為：“孟子關於政治權力的思想還有一點特別值得發揮借鑑，那就是他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人民的地位不僅在君之上，而且在國家（社稷）之上。因為國家的權力是人民所賦予的，國家的利益應當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從邏輯上來說，必須置民眾的地位於國家之上。……總之，按照孟子的思想，人民是政治權力的終極源頭，只有實實在在來自人民的政治權利，才是合法的。”（徐克謙：論儒學基本原理與民主政治的相容與接軌，孔子研究2004年第6期）
我認為這些論點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孟子》有關論述的全文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
上述觀點說，孟子主張“天子必得人民同意，證明人民有最高之權力”，大概是根據“得乎丘民為天子”一句。但此句只是說，必須獲得或擁有廣大（或至少一定數量）的人民才能成為天子，並沒有“天子的身分或合法性必須得到人民的確認和同意”的意思。
有註譯者將此句譯為“得到廣大人民的民心才能成為天子”，這是不準確的譯法：原文是“得乎丘民”，而不是“得乎丘民之心”。民心如何體現出來？它的表達方式是怎樣的？這一切都不清楚，所以這一說法也是空的，無法落到實處。
該觀點說孟子認為“社稷皆可由人民加以變置”、“人民的地位在國家（社稷）之上”，這是對孟子這段話的誤解。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沒有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天子為輕”。
當時“君”和“天子”這兩個詞並不能通用，各自內涵完全不同。君就是指諸侯國的國君，而天子是封他們做國君的那個“共主”。孟子這一整段話都是站在天子的角度講的。
這裡的君，並非指天子，而是各諸侯國的國君。這裡的社稷也不能等同於所謂國家政權，而只是該詞的本義，即土谷之神，這從“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一句可以看出。
天子準備好祭祀土谷之神的祭品，既豐盛又潔淨，而且祭祀及時，但是仍然發生旱澇之災，那麼就要換掉土谷之神。如果這裡將社稷理解成國家政權，就是不通的說法——國家政權怎麼成了祭祀的物件，而且是管颳風下雨、天旱水澇的事情？
當諸侯危害土谷之神，土谷之神沒有效用時，君（諸侯）、社稷都可以變置，因此對於天子來說，相對不那麼重要；而民是無法變置的，所以對天子更為重要一些。
雖然社稷、諸侯皆可變置，兩者又有區別：社稷是天子尊崇、祭祀的物件，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變置的，所以天子在變置時取更為慎重的態度；而諸侯是天子分封的，處於他管轄之下，要變置起來比較容易。
所以天子認為“社稷次之，君為輕”。總之，這裡進行變置活動的主體是天子，而不是如上述觀點所說“社稷皆可由人民加以變置，人民的地位在社稷之上”，當然更不存在什麼“人民為一國之主，人民的地位在國家之上”的事情。
所謂“民貴君輕”，都是相對於天子的需要而言的。這裡的“貴”，並沒有與“賤”相對的意思，孟子並沒有說“民貴君賤”，而是說“民貴君輕”，這不是偶然的，表明孟子是在“重要性”的意義上，即與“輕”相對的意義上使用“貴”這個詞。
由於不可變置，人民對於天子更為重要一些，而諸侯國君相對來說不那麼重要。如此而已。從孟子這段話中，我們並不能看出有什麼民權或民主的思想。
孟子還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盡心下》）他認為，人民不僅對於天子是重要的，對於諸侯也同樣重要，是三寶之一。這裡的“寶”也是重要的意思，並非認為人民的地位很高貴。孟子將其重要性與土地、政事並列，放在比珠寶更重要一些的位置上。這裡同樣沒有涉及民權、民主思想。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思想研究》（黃忠晶等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