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古指帝王“建都”、“封邑”或 “稱帝”之城。所以，古代都城指國家的都城及諸侯國、封國的都城，又稱京城、國都，今稱首都。秦、漢兩朝，統治者均將首都選在長安，不過在隋唐之後，長安城“全國經濟中心”的地位一再被撼動，以至於，到了宋朝建國後，宋帝將都城遷至南方。
那麼，這是為什麼呢？
西晉滅亡以後，南方地區經歷了東晉南朝的政權更替。東晉南朝時期，江南經濟的開發使南北經濟差距縮小、趨向平衡，這也為以後我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打下了基礎。隋代北周建國，結束了晉末割據時代，讓中原重新統一，成了中國歷史上承南北朝下啟唐朝的大一統朝代。
不過，在這個時候南方經濟已可與北方分庭抗禮，在某些新興產業上甚至遠超北方，例：如茶、桑蠶等。值此之際，經濟中心南移已經成了必然趨勢。別看隋朝皇帝仍將沒落已久的長安選做首都，但同時它還在南方修建了大興城，在政治、經濟上劃分了東西兩京。
在隋朝皇帝頒佈的政令中，能明顯看到重心南移的傾向，隋朝時期開鑿的大運河，就是為了促進南北溝通，便與控制南方而修建的。而大興城（洛陽）之所以成為運河的中樞，也是因為隋朝統治者想將這座城市打造成全新的經濟中心。
這種轉變一直持續到唐朝中後期，當時國家國力急速衰退，內憂外患頻發。長安遭到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及起義軍多次侵犯，甚至，曾被黃巢佔領兩年。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的長安，已經徹底失去了“經濟中心”的地位，一句“城春草木深”道盡辛酸淚。
既然長安已失去了經濟重心的地位，而且也無法給統治階層的安全提供保障，所以，遷都已是大勢所趨了。公元906年，朱溫用刀架住皇帝的脖子，強迫皇帝將首都遷往洛陽，從這以後的封建史上，長安再也無法成為封建王朝的都城。
唐朝晚期，相比於南方來說，北方的形勢更加動盪，很多少數民族發起的侵略戰爭及農民起義都發生在北方，南方相對穩定不少。在此消彼長之下，形勢穩定的中原東部及南部逐漸發展為全國經濟中心，連位於此處的少數民族都開始向半農耕半遊牧化發展。
中原北偏東區域，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這裡的土地肥沃，農業基礎較好。因此，後來登場的金、遼、蒙古，都是在北偏東地區發跡的。隨著“燕雲十六州”被割讓給外族，中原失去了最後的屏障，位於東北平原、華北平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交界處的北京，逐漸受到了封建皇帝的青睞。
遼國於幽州建立南京（此南京非彼南京），蒙古與金更是定都於此。相比於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宋朝的皇帝未免有些不明智。本著經濟角度考慮，將首都定於開封本無可厚非。開封的地理位置絕佳，歷史上（宋代以前）又沒發生過大規模戰亂，地處黃河流域，能夠享受到前朝運河帶來的惠利。
可以說，開封的經濟發展前景是巨大的，但也僅限於經濟發展而已。開封地處平原，易攻難守，以至於北宋屢次被外虜兵臨都城。遼國曾打到開封附近，金國更是曾打下開封。可以說，開封的安全係數是歷史上所有都城中最低的，以至於未來的封建王朝裡，再沒有統治者愚蠢地將首都定於開封。
到了南宋時期，宋朝被壓制在江南，南宋皇帝在定都時再次錯誤地將都城選在杭州。當然，嚴格來說杭州並沒有被正式定作首都，而是被稱作“行在”，也就是臨時都城的意思。顯然，歷史告訴我們，將“行在”定於無險可守的杭州絕不是什麼好主意。
最終，蒙古的鐵蹄粉碎了南宋最後的希望，誰也不能否認選錯了都城是南宋皇帝下的一步臭棋。元定都北京，使北京首次成為封建王朝的首都。為了打造一座合格的經濟中心，元朝統治者開鑿了數條以北京為核心的運河，洛陽運河在元朝時期逐漸荒廢，經濟上已無法與北京媲美。
其實，朱元璋定都金陵，也只是看中了南方的經濟上的優勢。不過，在明朝建國之初，北方遊牧民族仍是統治者的心頭大患。朱元璋定都南京，也只是分裂時期的盤桓之策。國家統一後，若不遷都，以封建制度下糟糕的辦事效率，政令無法及時傳達到北方，北方還會屢次遭到外虜進犯。
在這一點上，曾受封為燕王的朱棣比他的老爹更有遠見。從侄子手裡奪過皇權後，朱棣立馬進行遷都，定都北京。滿清入關以後，立即將都城從瀋陽遷至北京，可見，此時的北京地位已舉足輕重了。清統建國後，憑藉北京的地利，有效地鉗制了蒙古，奠定了統一天下的基礎。
參考資料：
【《新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
